从我记事起，湍河大桥就雄伟地横跨在湍河之上，是县城通往南阳的必经之路。大桥为连拱设计，七八孔相连，桥下洪水滚滚，桥上車水马龙，远望颇为壮观。等我识了字，便认出桥头石碑上的字：“湍河八一大桥”，下面注明时间：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那是大桥建成通车的日子。

听父辈们讲，大桥通车后很长一段时间，十里八乡的参观者还络绎不绝地跑来。有那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儿孙用架子车拉着，也要一睹大桥的风采。在那个年代，大桥算得上一个地标性建筑了。桥面不算宽，但足以满足日常通行，马路两侧各有一砖高出的台阶，算是人行道。栏杆是水泥铸成的，两道横栏，每隔一段便有一块水泥挡板，上面刻着毛主席语录。上面的每一条语录我都读过，至今记得最清的是那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二字。”

桥的两头都是大陡坡。我家乡这一头习惯称作桥东头，另一端我们叫“河西”。东段一个漫坡下去，两侧有“老光明”的代销点，有肉铺、茶馆，还有一家国营合作社，里面卖着村民常用的油盐酱醋。公路在合作社这里稍稍向北一弯，朝南阳方向而去。挨着合作社是一家国营食堂，这一带被我们称为“街上”，是七里店方圆附近的“闹市区”。爷爷就在这地势平缓处开了一间轧面条铺。刚时兴机器轧面条那会儿，周围十里八村的人都跑来，想尝尝机器面的味道。时光流转，如今手擀面倒成了饭店里的特色美食。爷爷定点给国营食堂供应面条，每次爷爷去送面条，我都紧紧跟上，基本上都能吃上喷香的油条。

桥西头是一个很长的陡坡，路两侧除了高大的杨树，并无人家，十分荒凉。桥头下坡处立着一块铁制的警示牌。那时我们刚上三年级，走路去县城，同学郑铁牛看着牌子朗声念道：“前面是脸皮!”小伙伴们轰然大笑起来——原来上面写的是“前面是险坡!”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桥头高大的白杨树下，偶尔有一两个卖焦花生的，树高风急，行人稀少，让人心里发怵。这个坡又陡又长，出过不少交通事故。最惨的一次，死了好几个学生。邻村孩子们晚上去河西看电影归来，一辆大型拖拉机上坡快到坡顶时，拖车脱落，巨大的拖车失去牵引，轰隆隆滑下来，将毫无防备的孩子们卷入车底。那次事故一下子夺去了六个孩子的生命。我当时还小，曾被大人带着去看过——六个孩子的尸体并排放在车厢里，怎一个“惨”字了得。这件事轰动了很久、很远，成了那段时间的主要话题。

少年时代，我无数次从大桥上走过，从东到西，从西到东。蹦蹦跳跳去城里游玩，骑自行车驮着麦子去河西磨面，步履匆匆去二高上学——大桥陪伴着我慢慢长大。而大桥上的悲欢故事也日日上演。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车流人流急剧加大，行人、自行车、汽车把大桥挤得越来越窄。

有一年，邻居开一辆快报废的小四轮往城里送杨树苗，父亲坐在高高的货车前端压车。行到桥中间，车子突然失去重心，车头猛地朝护栏冲去，撞断护栏后悬在了桥外。司机失去控制，头朝下栽了出去。父亲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脚脖子，将他硬生生拖了上来。若是头朝下摔到几十米高的桥下，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父辈生活的艰辛与不易。

河西是一片巨大宽阔的沙滩。那时候的惯例是：洗澡去河东，拉沙去河西。谁家建房用沙了，自己拉车去装一车就是了。后来随着城市建设迅速推开，沙子成了财富，河西人着实发了一笔拉沙财。很长一段时间，这片沙滩曾是邓州的“刑场”。一九八三年那场“大逮捕”，死刑犯都是在这里执行的。第一次枪毙人是在一个上午，一次执行六人。桥上、河滩里人山人海，一直到下午三四点，大桥才恢复通车。那次“严打”极大地震慑了犯罪，社会治安一下子好转了许多。后来几次行刑因为都造成交通堵塞，刑场便悄悄转移了，声势也小了许多。

高中时代，每次放学从学校出来，沿着河滩往家走，越沟跨路，蹦跳腾跃，精神十足。桥头的护坡用石头垒砌，缝隙里长满杂草，我攀着杂草一步步爬上公路，直接就到了桥头。三年时光，来来回回，不知从大桥上走过多少次。大桥上留下过我多少青春的足印，也见证过我多少欢笑与忧伤、向往与迷茫……

时光流逝，时代发展，大桥愈发显得老旧落后，变得窄小、拥挤，而且出现了裂缝，被标为“险桥”。到2010年，大桥终于被拆毁。代之而起的新桥简单而直接：几座桥墩，几榀桥梁，一桥便横架了东西，宽阔实用。那座美丽得如同长虹卧波般的湍河大桥，彻底消失了。

夏日河岸的树荫下，曾见过有人在写生。习作者支起画夹，盯着大桥，一笔一笔认真地勾勒。不一会儿，大桥的轮廓便浮现在纸上;再用笔在河道的位置上轻轻蹭几下，一条美丽的七里河便生动地荡漾开来……

可是现在，画里的人，画里的桥，都只能在纸上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