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之所以能成为传颂千古的历史伟人，主要是因为他那积极倡导并终生践行的“忧乐精神”。而“忧乐精神”又集中体现在《岳阳楼记》里。那么，“忧乐精神”为什么又诞生于邓州呢?这是由诸因素形成的。

求 记

北宋洛阳有一个举人叫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考中进士，两人同朝为官，志同道合。滕子京任泰州从事时，曾协助范仲淹修筑捍海堰;在抗御西夏中又与范仲淹密切配合，成为生死之交的战友;滕子京还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坚定支持者。

范仲淹于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进京任枢密副使，八月任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遭到朝中保守派的抵制。但当时保守派们还不敢直接攻击范仲淹，便拿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开刀，诬告滕子京贪污公使钱。范仲淹三次上书为滕子京辩解，才使滕子京免去刑狱之灾，于庆历四年(1044年)春被贬到岳州任知州。

滕子京与范仲淹一样，也是个勤政为民的好官员，知岳州一年便使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当他看到岳阳楼破败不堪时，又四处募资，几个月就把岳阳楼重修一新。新落成的岳阳楼，甚为壮观，滕子京希望有一篇“记”以留名后世。请谁写呢?他想起了好友范仲淹，便于庆历五年六月十五日写了一封《与范经略求记书》，还附一幅《洞庭秋晚图》，派专使送给了当时在西北的范仲淹，希望挚友能为他写一篇记文。

滕子京是个极聪明的人，他在《求书记》中说：“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那么谁是当朝雄才巨卿呢?当然是范仲淹了。滕子京接着又把范仲淹夸了一番，说范仲淹“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希望范仲淹“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

话说到这个份上，范仲淹能不写吗?

《求记书》为什么送到西北呢?

这是因为，范仲淹因主持庆历新政失败，于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被罢去参知政事，任西北邠州知州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十一月底改知邓州。范仲淹应是庆历五年六月底在邠州就收到了滕子京的《求记书》，到十一月离开邠州前，有五个月时间，但为什么《岳阳楼记》没有在西北写而诞生在邓州呢?

范仲淹当时在邠州，不但政务、军务繁忙，而且政治处境很险恶。他离开朝廷后，朝中支持他革新的少壮派被一网打尽，或革职、或流放。当时京中还谣传，范仲淹和河北的富弼要带兵回京复辟。范仲淹知邠州不久在给韩琦的信中写道：“盖年向衰晚，风波屡涉，不自知止，祸亦未涯，此诚惧于中。”范仲淹觉得自己继读留在西北，挂着军职，无疑祸多福少。这时的范仲淹，哪能静下心写出让老友满意的记来，虽几次提笔但终未写成。

西北不能待，去哪里呢?范仲淹想到了邓州。邓州是邓姓发源地，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此繁衍生息。夏、商、周三代为国，隋开皇三年(583年)置邓州。

宋初的邓州，又叫南阳郡，辖穰县、南阳、内乡、顺阳、淅川五县。既是中原重镇，战略要地;又是穰都善地，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当时出知邓州的，多为中央要员，如：张永德、赵普、寇准、张知白、陈尧咨等多位。邓州又是医圣张仲景故里，也有利于治病养身体。作为副宰相的范仲淹，肯定是熟知邓州的。所以，他知邠州不久，便向仁宗上书请知邓州。当年十一月十四日，仁宗允准他的请求，保留资政殿学士的馆阁职称，转给事中知邓州。范仲淹遂带着长子和滕子京《求记书》来邓州上任了。

写 记

“忧乐精神”诞生于厚土邓州，范仲淹在邓州撰写《岳阳楼记》缘于四个条件。

1.思想基础

范仲淹到邓州时已58岁，不但政治上遭受打击，而且身体也受到了严重摧残。但他一到邓州就立即给仁宗上《邓州谢上表》，表示虽被数次罢官，但仍要坚持“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的执政理念。这是在邓州诞生“忧乐精神”的思想基础。

2.文化土壤

邓州古为邓国，历史文化悠久、厚重、独特，名人辈出，文海浩瀚。范仲淹写于邓州的诗文、书信，现存就有74首(篇)，这些诗文多与邓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典故有关。可以断定，范仲淹在邓州研读了大量的邓州历史文化和名人佳作，收益颇丰。这是诞生《岳阳楼记》的文化土壤。

3.政治环境

范仲淹来到邓州，远离朝廷的政治纷扰和挂着军职头衔的风险，邓州又“风俗旧淳，政事绝简”。所以范仲淹在邓州便一心一意孜孜民事，重农桑，兴水利，惩贪官，保平安，营建百花洲，创办花洲书院。很快便使邓州政平讼理，呈现一派太平盛世景象。有范仲淹诗为证：“庭中无事吏归早，野外有歌民意丰。”这是诞生《岳阳楼记》的政治环境。

4.家庭氛围

这时的范仲淹，心情愉悦，病也好多了。于是，便把寄养在京城的子女接到邓州。庆历六年(1046年)七月，他的妻子张夫人又为他生下了第四个儿子范纯粹，真是合家团圆，其乐融融。范仲淹在妻子的精心照顾和诸子随侍的亲情中，在众多邓州文雅幕僚的陪伴下，过上了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这是诞生《岳阳楼记》的家庭氛围。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和家庭环境中,范仲淹有时间静下心来回顾总结自己一生的从政得失，这时，自然也就想起滕子京求记的事。当范仲淹在花洲书院春风堂再次读着滕子京的来信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从同年参加科举到泰州共事，从同朝为官到西北共同御敌，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由于新政失败，一大批志同道合、锐意改革者遭受打击，滕子京更是首当其冲，遭贬远乡。自己的政治抱负也付之东流。但是，范仲淹“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坚信自己的政治抱负是正确的。

为了规劝老友，也为了表达自己的做人为官之道，同时回应保守派们对他的攻击。从西北构思到邓州成文，一篇酝酿了15个月的《岳阳楼记》，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在春风堂展纸走笔，一气呵成，瞬间诞生了世代传唱的经典。自此，一篇《岳阳楼记》，不但使岳阳楼的景色更增光辉，名扬天下。也使它的诞生地邓州备受世人青睐。邓州，因一位名人、一篇名文、一句名言而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不 朽

《岳阳楼记》之所以千年不朽，不但因其360余字的短文，结构严谨，字字珠玑，文情并茂，气势磅礴，成为文学宝库里的一篇瑰宝。更是因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全面完整地概括了做人之道和为官之本，核心是四句话： 一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二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三是“进亦忧，退亦忧”。四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把它称之为“忧乐思想”或“忧乐精神”。

当然，范仲淹忧乐思想的形成，与任何事物的发展形成一样，也是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但是纵观范仲淹一生，可以说，其忧乐思想，萌发于艰难困苦的青少年时代，形成于坎坷曲折的宦海生涯，结晶于民风淳朴、包容大气的厚土邓州。既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就了邓州人骄傲千年的邓州精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