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精神，是指一种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理邪说敢于坚决斗争的精神。担当精神是由忧患意识派生出的一种境界、勇气、追求和情怀。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里，不乏有忧患意识的人，但处世方式却各有不同。比如说像陶渊明选择了挂印归田，屈原选择了以身殉国，还有道家的“薄于名而保其真”等。而范仲淹则是把“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患意识转化为敢说敢为的担当精神，而且践行终生。为了百姓利益，他秉公直谏，为民请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了国家的统一，他不顾三次遭贬和亡妻之痛，临危受命，前线御敌，不计生死;为了国家昌盛，他甘冒风险，极力推行新政，大刀阔斧改革。

为民谋利 敢冒风险

范仲淹曾在《上执政书》中说“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 他为官38年，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不论份內份外、事大事小、有无风险，都会主动去干。

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用传统的调粮赈济之法，而是大胆采用荒政三策：一是以工代赈，大兴土木，特别是让寺院也参加进来，用平时的节余搞基建，增加就业。二是下令高价收粮，并派人四处宣传，各地商人便争相运粮到杭州。范仲淹趁机把蓄存的粮食低价抛向市场，粮价便很快回落下来。粮贩们叫苦连天，灾民们却买到了便宜粮食;三是更出了个奇招，他根据杭州一带人喜竞渡的特点，鼓励百姓赛龙舟，并组织官府公干人员游于湖上，观看龙舟赛，自己还亲自参加。有一名监司奏劾范仲淹不恤荒政，嬉游没有节制，大兴土木伤耗民力。范仲淹说：大肆官游，兴造房舍，是为了用官府和寺庙的库存钱，来加惠穷苦百姓。游览的是一人，但依靠他活命的，就不只是几十人了。范仲淹这些招数的实行，使贸易、饮食、工技和出卖劳动力等行业的人，每天不下数万。这一年杭州安全度过了灾荒。

国事为重 敢于改革

庆历三年(1043年)春，范仲淹被召回朝廷任参知政事，主持新政，他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章，受到了仁宗皇帝的认可，陆续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重头戏是改革吏治，如：“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 “择长官”“重命令”等。范仲淹把一批正直精明的能吏派到各路去检查当地官吏的政绩。自已坐镇京师，把各路报告逐个认真审阅。凡看到那些贪赃枉法、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恶吏，便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用笔勾掉，准备撤掉他们的官职。枢密副使、庆历新政班子骨干成员富弼，看到这位疾恶如仇的良师益友毫不留情地勾掉一个又一个恶吏，心里很是痛快，但也不免有些担心，便半开玩笑地说：你一笔勾掉一个很容易，可这一笔会使一家人哭呀。范仲淹用笔点着那些贪官污吏的名字，气愤地说：不错，我勾掉一个恶吏和贪官的名字，一家要哭。但如果不将他们罢职，那就会让他们当官的那个地方的老百姓都要哭，一家哭总比一路哭要好吧!可见范仲淹疾恶如仇、决心改革的担当情怀。

舍家为国 敢做敢当

范仲淹之所以遇事敢于担当，是因为他具有舍家为国，大公无私的胸怀。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军大败于延州的三川口，朝野震惊。三月，已52岁且遭受三次罢黜之辱和刚刚亡妻之痛的范仲淹，毅然接受朝廷召唤，撇下年幼的子女，以多病之躯带着16岁的长子纯祐，由越州(治今浙江绍兴)知州任上赴西北抗击西夏。当时延州新败，人心惶惶，知州张存怕死请辞，范仲淹知险而上，主动请求兼知延州。他说，“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国家之忧。”

宋朝时，边境上的士兵都要被官府在脸上刺字涂墨作为记号，以防逃跑，称“黥面”。黥面使士兵丧失了自尊，而且一旦“黥面”，就终生不得脱离军籍。因比，百姓怕黥面而四处逃亡，兵源越来越缺。范仲淹任边帅后，针对这种陋规，担着犯上的风险，改刺面为刺手。并实行屯田，将士可以带家属来住，轮换守城，不值勤时，可在家种田经商，罢兵后可还为民籍。范仲淹的这一大胆的举措，深得百姓拥护，从而加强了边防实力。

秉公直谏 屡黜无悔

范仲淹担当精神的一个闪光点是：为国谏言，为民请命，直言极谏。

范仲淹深知朝廷纳谏的重要性，他在《奏上时务书》中说：“日闻美言，则知佞人未去，此国家之可忧也;日闻直谏，则知忠臣左右，此国家之可喜也。”

但是，范仲淹也知道谏诤非容易之事，特别是给皇帝提意见，是有很大风险的。他早在天圣三年的《奏上时务书》中就说：“臣闻巧言者，无犯而易进;直言者，有犯而难立。然则，直言之士，千古谓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谓之佞。今臣勉思药石，切犯雷霆，不遵易进之途，而居难立之地者，欲倾臣节，以报国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节，感激而发，万死无恨。”

果然，范仲淹的直言极谏就付出了三度贬黜的代价。但他却屡黜无侮，愈黜愈奋。

天圣七年(1029年)，范仲淹在京任秘阁校理。当时，仁宗皇帝虽已20岁，但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而且还年年让仁宗皇帝率百官在会庆殿为她跪拜祝寿。范仲淹认为事关国体和皇帝尊严，便给仁宗和刘太后上了一个折子。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这还不算，干脆又上一折，请刘太后还政。范仲淹这下捅了马蜂窝，惹恼了刘太后，进京才一年便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任通判。

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身为右司谏的范仲淹，以“谏诤臣微敢殉身”的气概，极力谏阻仁宗废除皇后，第二次被贬知偏远的睦州(今浙江建德)。范仲淹到睦州后，在给皇上的《睦州谢上表》中写道：“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据理而言，虽死无悔，充分表达了范仲淹遭贬而不悔的信念和人格。

景祐二年(1035年)十月，范仲淹被朝廷从苏州召回，升任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权知开封知府。次年六月，范仲淹了解到宰相吕夷简任人为亲，结党营私的劣迹后，便画了个《百官图》呈给仁宗皇帝，图中附有文字说明，哪些官员是按朝制升迁的，哪些官员是吕夷简以私人关系提拔的，确切简明，一目了然，对吕夷简培植私党的行为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揭露。被吕夷简反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那个时候的仁宗最怕大臣们结党，一怒之下第三次把范仲淹贬到饶州当知州。范仲淹到任后在《饶州谢上表》中云：“许国忘家，亦臣自信。”他在回赠梅尧臣的《灵乌赋》中，说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给谢绛的诗中还表示“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

范仲淹虽因秉公直谏被三次贬官，四起四落，但却开启了北宋官场谏言论事的新风。朱熹说：“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宋史·范仲淹传》评价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其所说的“名节”“风节”，就是指范仲淹出于忧国忧民忧天下之心，直言极谏，敢做敢为的担当精神。范仲淹以其先进的理念、宽阔的胸怀、高尚的人格魅力，成为当时士大夫公认的革新领袖。

范仲淹的担当精神光耀千秋，就是在当今时代，对于发扬党的三大作风、陶冶新时代担当精神、造就人民满意的公仆，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范仲淹知邓州时，他的好友郧乡尉黄通来访，临别，范仲淹送诗一首，写到：

少年好逸骥，老者重安车。争先尚逐逐，致远贵徐徐。

勿言一尉卑，千户系惨舒。外矜固不足，内乐则有余。

子游与季路，作邑宁欷歔。五斗对万钟，所问道何如。

这是一首劝友诗，核心意思是：一个人不管职位高低，权力大小，只要认真去做好有益于千家万户的事，心里就安然，就快乐。

话虽朴实，境界却非常高，是范公担当精神的具体化。古代先贤尚能如此要求自己和官吏，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特别是基层工作的同志，无论处在什么工作岗位，从事什么平凡的工作，都应当树立岗位担当意识，做好份内应该做的事情，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只有牢固树立岗位担当意识，才能保持高昂的斗志，提升工作质效，通过自已平凡的工作，推动全局工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