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医圣祠了解“医圣”张仲景生平及对中医药发展做出的贡献，其间，总书记由古论今，再谈中医药未来，是对中医药传承发展的一次全方位“把脉”。

东汉末年瘟疫流行，张仲景有感于百姓疾苦，潜心研究古籍，寻找治疗伤寒的药方，著有临床治疗学典籍《伤寒杂病论》。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时，最具吸引力和优势的正是中医药，所以张仲景是我们走出邓州，甚至走向世界的最亮丽名片，邓州应当大力挖掘、传承、弘扬张仲景的“医圣精神”。

2007年，邓州政协主席杨德堂领军编撰十部《邓州历史文化丛书》时，让杨廷玉和我编写其中一部《邓州中医中药文化》，我们收集、整理、编写了许多有关张仲景的篇章。2014年，邓州政协主编多卷本《印象邓州》，把《医圣张仲景出生地邓州》这一章的任务交给我，我对张仲景的大量史料、故事，又认真、严密地进行了筛选，用文学的手法，撰写、升华，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

现在看来，我们对张仲景的精神遗产挖掘得还很不够，张仲景对中医药的杰出贡献，总萦绕在我脑海里。我认为，邓州应大力弘扬张仲景精神，尤其是他的科学精神。

东汉时期，张仲景诞生在涅阳县张寨镇(今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虽然他离世已经1800多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沧桑巨变，而他依然活在人们心中。为什么?因为人民需要他。他不同凡响的医学理论与实践，已与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融为一体，塑进了中华民族的血肉之躯，铺就了中华民族健康成长的基石，他是医药之神，健康之神，是芸芸众生对生命和健康寄托美好的心愿所在。

我认为，张仲景精神，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他执著于事业的献身精神。张仲景被历史推上了太守的位置，他很愿意为民做主，但昏暗的世道，又把他“逼”出了衙门。三年的官场实践，证明了他一介书生无力当官“治”国，那么他就回过头继续研究自己酷爱的中医药事业。“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他决心为“活人”贡献毕生。

二是他伟大的博爱情怀，拳拳的为民之心。他不当太守，离开长沙，也不顾小家，不在乎自己的衣食住行，不重钱财。为了他的岐黄事业，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采集中草药，走村访户，心系百姓。以他殷殷的爱民之心治病救人，使多少濒临死亡的人获得了重生，大江南北，播下了他中医药文化和思想的种子。

其三是张仲景的科学精神。东汉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村镇几乎绝迹，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他决心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更加“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建安年间，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痛苦，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含辛茹苦的努力，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该书被后人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医圣”“经方大师”。

张仲景的中医药学说，是实践的升华，有严密的科学性，经得起时间的无情过滤和实践的严峻考验。他留下的200多个医方，据临床无数次验证，其疗效可靠，屡试不爽，一些国家用先进的方法分析，其组方配伍的高精度令人大为震惊，历史上成千上万的学者对其理论和方药探索研究，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专著、专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籍达几千余种。他的医学理论准确、精到，有很强的实用性，易于操作。这充分反映了仲景文化的科学精神和艺术品位，在中医药学界，是无与伦比的。另外，仲景文化还包含有深奥的哲学理论。由此看来，张仲景精神实用于各行各业。

张仲景精神是邓州独特的文化瑰宝，是全国、甚至世界唯一的，这些精神历久弥新，当今需要，将来仍然需要。为了贯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张仲景的讲话和对中医药工作的指示，建议邓州更深入地挖掘、传承、弘扬张仲景精神，在全国广泛收集整理有关张仲景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书;在邓州建一座规模性的张仲景标志性纪念馆，让其和花洲书院、编外雷锋团展览馆、邓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展馆一样，载入史册，成为思想文化教育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