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谥文正，亦称范履霜，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祖籍邠州，后迁居苏州吴县。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期间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从而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豁达气度，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精神坐标。

家国情怀和永远抹不掉棱角的少年赤子之心，让范仲淹的家国情怀和浓郁的人文情怀不仅在他的诗文辞赋中绽露，在他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书法作品中，更能看到他的精神、胸襟和气质修养。范仲淹的书法作品，其实就是一些正常的信笺、手札，但由于他是真诚的“畅寄幽情”，把自己的个性才华融进了笔墨，看来极其普通的一纸信札，通篇神采允和，生机盎然，让人反复品赏犹兴未尽。正如刘熙载语：“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范仲淹手迹的最高境界正是其精神气质的一种抽象体现与表露。他经常在人生无奈、迷茫和痛苦体验中，对周围世界作出独特的理解，不让自己厌世伤怀，保持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思。

“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这是范仲淹少年时代的真实写照，从小就养成了贫穷不移、金石可镂的高贵品质，这样的历练，不仅培养了他的品行，也对其文章、书艺的精进起到了重要作用，书法作品和人品很受世人尊重。他善书工楷行体，人们对他的片纸只字视若精金美玉。宋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称“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着，极近晋人、宋人书。往时苏才翁笔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称文正公书与《乐毅论》同法。”后对范仲淹手书《伯夷颂》亦颇为赞赏，称其“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书立名于来世也，然翰墨乃工于此，盖喜多能，虽不贤不免焉。”朱长文《续书断》谓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也。明唐锦《龙江梦余录》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铓纵逸之态。清高士奇亦云文正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

据资料记载，范仲淹虽然留下的笔墨不多，广传的有《道服赞》《远行帖》《边事帖》《师鲁帖》《伯夷颂》等，但似乎每一帖都惊世骇俗，最典型的是《伯夷颂》。

《伯夷颂》是唐代文学家韩愈所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皇佑三年(1051年)十一月初一，范仲淹在青州官署用黄素小楷手书《伯夷颂》送给好友苏舜元，但没想到被世人热烈推崇。当时和范仲淹有过交往的题记者有：前宰相晏殊、杜衍、陈执中、时任宰相贾昌朝、著名书法家蔡襄等;熙宁、元丰年间，有机会亲眼看见该作品而题记者更多，如韩绛、程颐等;北宋观赏题记者还有黄庭坚等数十人，包括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和范纯粹，南宋则有秦桧、贾似道。后代观赏题记者仍不绝，元代题记留名的还有戴表元、赵孟頫等三十八人;明代则有王世贞、范惟一等十九人;清代有沈德潜、乾隆皇帝等二十五人。元人董章跋曰：“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如此让名家跟题的作品，不能不说是难得的珍贵之作了。

正如黄庭坚对范氏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的评论，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点画清朗，结体宽博，虽是蝇头小楷，却有一两拨千斤的磅礴气势，细看每一个字，大都法度严谨，但又不失柔和优美，宛若深奥的苍穹布满闪亮的星辰，与尘世万物相融相照。此时的范仲淹已六十三岁，本来性格就沉稳平静，在这幅作品中更表现得心静如水，静若子兰。《伯夷颂》取法王羲之的《乐毅论》，属指分见方的楷书，但内敛程度过之。由于范仲淹在书写时，动作比较沉静、虔敬、真诚，点画都运用得文雅、精致，字虽小，形态稳重大方，但在转折处，很少流露圭角，这也使《伯夷颂》在被人欣赏时，有一种如白云、清风同归的惬意，像晋书的澄澈、清明、静穆，让欣赏者没理由拒绝。

与《伯夷颂》小正楷的静谧之美相比，范仲淹的行楷书《师鲁帖》却是另一种疏淡之美。该帖字距宽畅，行距更宽阔，完全是性情充分发挥的书写，不露一点拘束，好像想说的话都在胸口涌动，不加任何过滤倾倒纸上，运笔自如从容，给人天然、率真的生活趣味。满纸大量存在的空白，显示出范仲淹偶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淡逸和“只知日夜变换，不管今是何时;纵情挥毫自表心意，何必一定故作雕饰”的清雅之气，处处留白，却承载着丰富的韵味。这与清人贺怡孙的“清空一气，搅之不碎，挥之不去，此化境也”所表达的空灵气意境极度吻合，显示出范仲淹笔清墨朗、凌空驾驭、风云自远，正如其理念中“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的洞庭湖秋色，在书法严格的法度之中自由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