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5年前，在邓州的大地上，诞生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自诞生以来，就被广泛传颂，著名作家梁衡曾推荐其为古今十大名篇之一。他说，如果要我忍痛割爱保留一篇的话，那就是《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它符合写记文章的一般规律。作为记，要有叙事和写景抒情，且以写景抒情为主。范仲淹虽然没有见过重修的岳阳楼，但他用一句“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巧妙地把写景转移到洞庭景色。作为文章，它符合古代倡导的起承转合的结构，以介绍作记的缘起为起笔，以简要描绘“岳阳楼之大观”相承接，以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转为写景抒情，用想象填补未能亲临观景的空白，再一次扬长避短。最后合以议论作结，文章眉目清楚，浑然一体。

除了多种表现手法恰当运用之外，文章的语言优美，骈散相间，读来朗朗上口，繁简适当。描绘洞庭盛景，仅用22个字，辅以“前人之述备矣”带过，而洞庭湖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色，则浓墨重彩，详加描绘，并用对比加以凸显。比喻、夸张、拟人、对偶、设问、反问点缀其间，使语言形象鲜明，加强了表达效果。后又拿古仁人的览物之情与前面的两段作对比，环环相扣，表意突出。

艺术性的最高境界是文以载道，文学性和政治性高度统一。《岳阳楼记》文以载道载得自然。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在层层铺垫之下，起承转合之间顺势而出，水到渠成，显示出很高的功力。

我们来看《岳阳楼记》是怎样揭示作者思想情感的。

文中的第五段是集中议论段。一个感叹和三个问句，层层剥笋般吐露作者的心声。开头的“嗟夫”，便表明了对“迁客骚人”的两种览物之情的否定态度。紧接着点明随外物景色或好或坏而变化的“览物之情”，不过是凡夫俗子的人之常情。“何哉”一问，推出古仁人的“览物之情”，那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之情，这种感情才是真正波澜不惊一碧万顷的博大胸怀。具体到政治人物，其表现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第二问针对前句中的两个“忧”发问，提出了进退皆忧，乐在何时的问题，作者代古仁人立言，捧出核心的句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亮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最后一个反问，表达了效法古仁人的决心，也启发文章的第一读者滕子京，要做有古仁人胸襟和抱负的志同道合者。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能简单地对应成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忧”不单单是吃苦，它更多的是关注“天下”，忧国忧民，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责任担当;“乐”也同样不单是享乐，它更多的是指通过努力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宁后的自得和欣慰。在中国古代，“天下”是一个相对于“家国”的更大概念，因此“忧”是绝对的，而“乐”是相对的;“忧”是常态，而“乐”则是短暂的。可以说，在范仲淹的心目中，一个仁人志士，还不仅是“进亦忧，退亦忧”，更应是“生亦忧，死亦忧”。

对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信条，范仲淹做得很出色。初入仕途，他便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挺身而出，不辞辛劳，修筑捍海堰，坚持为了国家和百姓利益，“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惜开罪皇帝和重臣，致使自己三出专城，百黜不悔。在外敌入侵面前，他以文人之身临边御敌，保卫了国家安全。他克服阻挠，推进改革，以带病之身，治理邠州、邓州，使得治下“政平讼理”，百姓安乐。从思想情感方面说，他是超脱了“迁客骚人”思想情感的。

对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信条，滕子京也有所作为。被贬偏远之地，仍胸有大志，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得岳阳“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且又不费国家钱粮，干出了重修岳阳楼这样的盛举。但是，他思想上的疙瘩总解不开，牢骚太盛，局限于“迁客骚人”的思想情感，距离古仁人这样的标杆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范仲淹寄厚望于滕子京，语重心长地开导，如果没有古仁人这样的人，我上哪儿去找志同道合的人呢?关切之情殷殷。

联系该文写作的历史背景，我们更应钦佩范仲淹的胸襟和抱负。庆历四年正是他实施庆历新政失败后的一年，庆历六年则是他因病求调到邓州的第二年，挫折和疾病没有磨灭他的雄心，宦海的沉浮更加坚定了他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雄心，为重修的岳阳楼写记，触发了他内心的汹涌波涛，他不吐不快，在叙事、写景、抒情的基础上，大段的议论文字喷薄而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明确地阐释了“古仁人之心”，喊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章一出，其精神便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精神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