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像众多母亲一样，是非常坚强的。她的坚强，是别的母亲所不及的。真的，我说的是实话，没有抬高母亲，贬低别人的意思。

这样给你说吧。母亲年轻时，长的很漂亮。用农村人的话说，叫重眼双皮，大眼突噜，身材单薄薄的，走路轻飘飘的，说话笑嘻嘻的。

那年，父亲刚上班不久，因忙很少回家。此时，正年轻体壮的母亲，去城里看望她的男人、我的父亲。

行至柳林桥(原桥身很低，北头坡度小，南头坡度大)南头，正要上坡，迎面而来一辆如猛虎下山般的自行车，母亲躲闪不及，被仰面撞翻在地。善良的母亲，一翻一轱辘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甩动几下腿脚，继续朝坡顶走去。

就是这一撞，母亲落下终生的痛。她时常觉着心里无名疼痛，因穷困，手里没钱，便把疼痛埋藏到心底。时间长了，疼痛愈发严重。这时，她开始自行服用止疼片。服药后，疼痛立时缓解，慢慢的依赖上了止疼药。

后来，止疼片产生了抗体，尽管加大服用剂量，但也不管用了，疼痛更加的严重。

母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疼痛的原因，如实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很生气，埋怨了母亲。可埋怨有什么用呢?那个撞人者，既没留下姓名，也没留下联系方式，找谁呢。乡下人的实在，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父亲南征北战，识字很少，他把母亲的病情，绘声绘色地告诉医生，医生根据父亲的描述，开了多副中药，一剂接一剂地服用。药吃完了，疼痛依旧。

这时，本该住院检查的母亲，忍着疼痛，违心地说疼痛减轻了。父亲听信母亲的话，买了很多很多的瓶装药。母亲捧着药瓶，一个劲儿地说好。父亲很高兴，买的药更多了。

邻居调侃母亲：“别人家花钱买肉吃，你是花钱买药吃!”

母亲心里在哭，嘴上在笑：“有头发，谁想装秃子啊!”

大(父亲的胞弟)是个秃子，她这样说话时，四下看了看，生怕大听见，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在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没有工分意味着饿肚子。我们姊妹多，缺少劳动力，队下分粮食时，别人家用箩头箍，而我们家用鞋疴瘘端。

虽然母亲也时常参加集体劳动，但男女有别，男劳动力一天记十二分，女劳动力一天只记七分。别人家出工几个劳动力，而我们家就母亲一个人，分差愈来愈大。

后来，母亲的病情，愈来愈严重，丧失了参加生产劳动的能力。这个时候，不甘落伍的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拾粪，换取工分。因母亲起的早，猪牛还没出圈，借着微弱的月光，误把青泥当猪屎，背到队下积粪场，过称时被干部发现了，轻则奚落，重则辱骂。为此，母亲没少暗地哭鼻子。

后来，上级有个政策，对于缺少工分的农户，可以缴纳工分钱，享受平均粮(每人每年六十斤小麦)得遇。父亲从微薄的工资(月薪三十四元)中，挤出二百元，交给生产队。这时，有社员跳出来反对，吼道：“掏钱买分不算分!”结果，钱交了，粮食也没分来，我们一家人照样饿得前心贴后心。

时间到了一九九五年麦口，正当杜鹃鸟奔走呼号：“豌豆搭垛—豌豆搭垛—”的时候，母亲心疼病复发，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记得那天早晨，我抱着刚满三周岁的小女儿去看望母亲(分家后，我住在村边，与母亲家老宅，相距五百米的距离)，母亲躺在床上，她从床边拿出饼干，让她的孙女吃，不知怎的，小女儿说啥也不吃。

少时，母亲说想小解，我搀她下来，坐在尿罐上，之后又将母亲搀扶到床上。整个过程，母亲像正常人一样，脸上没有流露出一点痛苦。坐了一会儿，母亲催促我，赶紧回去吃饭，吃罢饭早点上班去。

母亲有文化、有觉悟，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她在村上教人识字，脱离文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编唱劳动号子：“头使烂，腰使断，麻绳捆捆还要干。”以此激扬劳动斗志，推进大生产运动。

这天早上，三舅从家里过来，看望他的妹妹。刚好头天晚上，父亲也回来了。我走时，父亲与舅舅聊意正浓。

谁知，我刚到家，东院九婶站到六爷家墙外高喊，说你母亲咽气了。

闻听噩耗，我的眼泪奔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