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彻底结束了两年徘徊局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上全面发展的轨道，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文革”结束后，党所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内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都亟待解决。如：重建党组织正常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建国家正常生活秩序，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重新振兴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但是，两年徘徊期间，党中央没能从根本上清理“左倾”错误，“文革”后遗症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一方面，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清理“文革”后遗症，肃清“左”倾错误，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左”的错误，提出“两个凡是”思想，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阻挠。全国上下对继续“左”倾指导思想的强烈不满与抗议，集中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在党内外群众的推动下，在邓小平等老同志的领导下，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着手解决两年徘徊时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思想基础

1.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认为它的实质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违背了党和毛泽东同志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会议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进行正确评价，就彻底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桎梏，从对领袖人物的盲目崇拜中解脱出来。

2.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全党上下对继续“左倾”指导思想的不满与抗议，集中表现在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上。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克服党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3.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观点和根本要求。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中央一贯倡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但是，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在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党内“左”倾思想反复出现，直至酿成“文革”内乱。两年徘徊时期，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许多被颠倒的思想理论是非得到纠正。但是，仍有不少同志不敢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状态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邓小平在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在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他尖锐地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就会产生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会议经过深入探讨，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得到重新确立。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实际上也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

二、重新确立党的政治路线，“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应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去。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也提到：“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之后，随着剥夺剥削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了，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文革”结束后，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国内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所有这一切，都为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准备了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讨论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重申了毛泽东1957年作出的中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第一次明确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把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全会最中心的内容。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全会指出党的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方向。

会议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及时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完全符合我国的社会实际和实践。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方向。

三、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实事求是地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保障

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

1.全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认真讨论了“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革”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

会议认为，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会议实事求是地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解决历史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的崇高威信。

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开始全面纠正195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的各种“左”的错误，从根本上结束“左”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历史，而且纠正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徘徊时期“左”的错误，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扫清了障碍。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恢复党的生机和活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全会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着重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等一系列优良传统。全会期间，上面不定条条，不设框框，下面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讲实话、讲心里话。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敢于指名道姓地开展批评。所有的发言记录定稿就登会议简报，言责自负。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辨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公报》指出：国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会议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思想路线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

四、“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和采取一系列新的经济建设的重大举措，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正确途径

会议回顾和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毛泽东1956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

全会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地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全会最终对经济发展问题作出如下决策：对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变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妥善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大力恢复和加快农业发展，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各项经济决策，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发展轨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各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使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在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征中间，我们经历了各种挫折、曲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以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开端。

(作者系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二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