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武汉95年的历史，是一部武汉党组织团结带领武汉人民的探索史、奋斗史和发展史，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武汉地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1920年8月，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七人在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97号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六个地方组织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建立的一块重要基石。在党的创立时期，武汉罢工潮波澜迭起，1923年2月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是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机关先后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在“赤都”武汉，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在深入湖南农村进行32天实地考察后，于1927年2月下旬在武昌都府堤41号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以有力的支持和鼓舞。并在武昌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800名农运骨干。在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反帝斗争波澜壮阔，武汉人民一举收回汉口英租界，被誉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伟大壮举。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成为中国革命由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为了挽救革命危机，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等一系列正确原则，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五大党章将党的组织建设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分共，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大革命归于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重大决策，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为会议召开做了大量工作，并因此与毛泽东相识，两位伟人第一次握手。在武汉，他将自己的名字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

在十年腥风血雨的岁月，武汉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面对白色恐怖，进行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党组织屡破屡建，一批党员倒下去，一批党员接上来，前仆后继，英勇奋战。向警予、夏明翰、邓雅声、唐鉴、魏人镜等无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江城大地，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千古绝唱。武汉周边农村党组织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在黄陂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成为后来红四方面军的源头。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武汉成立，武汉成为抗战初期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舞台。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大力发展党组织;组建新四军军部，发动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配合武汉会战，实现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转变。周边农村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配合新五师形成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武汉周边各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支援中原军区部队成功举行中原突围，积极配合刘邓大军实施战略展开。武汉地下市委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积极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成为全国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战役胜利后，武汉党组织开展“反迁移、反破坏”斗争，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情报策反工作，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武装进击，使武汉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武汉党组织和武汉人民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打造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同年金秋十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江城儿女的脉搏，同祖国的心脏北京一起跳动。

武汉刚解放时，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新武汉第一任市财政局长接管时，从整个旧财政移交过来的仅有1000多银元。工业气息奄奄，经济瘫痪，百业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市委、市政府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作出“把武汉市从消费城市逐渐变为工业城市”的重大决策，领导武汉人民掀起禁毒禁娼、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红色风暴，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旧中国留下的污泥浊水，重振河山，仅用三年多时间基本治愈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随后，市委、市政府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全市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武汉已经建立起来。

解放初期，武汉为中央直辖市，中南局所在地，是中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为发挥武汉中部中心城市的作用，党中央把重点发展的视角投向武汉，决定将武汉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改变全国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布局不合理和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青山热电站、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长江大桥、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都是“一五”时期国家确定在武汉兴建的重点项目。这批关系国家建设全局的工程，始终得到了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关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从选定桥址和施工，直到大桥建成，毛泽东曾三次亲临视察，写下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丽诗篇。武钢更是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建设的第一个规模宏大的钢铁联合企业。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亲临武钢观看1号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指示要把武钢“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逐步形成综合生产能力”。

市委、市政府视这批工程为“命根子”，提出“基建第一”的口号，要求全市像支援革命战争一样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在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支持下，全市人民迅速组织动员起来，积极支援重点工程，完成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一批“武”字头企业先后建成投产，成为武汉工业建设的骨干企业，推动武汉地方工业大发展。到1965年，武汉工业总产值居全国大城市第五位。

1974年9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O七”工程正式动工兴建。该工程全部采用国外20世纪70年代最新技术，具有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连续化的特点，开武汉市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之先河。市委、市革委会克服“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各种阻力，提出“工程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给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给”，积极配合工程建设。“O七”工程的建成，使武汉钢铁公司跃升为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钢铁企业，对后来武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1949到1978年，尽管前进道路艰难曲折，但经全市人民30年艰苦奋斗，武汉成为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交通枢纽和教育科研基地，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央对武汉寄予厚望，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多次视察武汉，特别是1992年早春，邓小平视察南方首站选在武汉，在武昌车站发表重要讲话，体现了武汉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中央先后批准武汉市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沿江开放城市、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和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城市，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更赋予武汉建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和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重任。

市委、市政府不负中央重托，解放思想，抢抓机遇，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大力实施“两通突破”“五个一批”“开放先导”“壮大放小”等战略，屡开全国风气之先，多项改革举措创全国第一：第一个建立技术市场，第一个放开蔬菜价格，第一个聘请“洋”厂长，第一个建立兼并市场，率先进行“菜篮子工程”试点，率先实行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等，这些改革在全国甚至在境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聘请格里希为厂长，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境外媒体甚至把武汉柴油机厂的改革当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

进入21世纪后，市委、市政府先后作出“科教兴市”“创新武汉”“工业强市”等战略决策，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特别是在2011年12月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市委放眼世界，站高谋远，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宏伟目标，制定《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规划纲要》和《武汉2049远景发展战略》。全市上下人心思进，凝聚共识，克难攻坚，顽强拼搏。大力度开展“治庸问责”和“城管革命”，大手笔构建“三镇三城”和“1+6”城市空间格局，大气魄推进“大光谷”等四大产业板块建设，大规模实施“万亿倍增”战略和“城市建设攻坚计划”等五大计划，加快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