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积极投身中国农民运动，在汲取借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的许多有益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关于农民运动的一系列思想。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思想带来了理论新风，促进了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的思想及其实践，对共产国际调整纠正其在指导中国革命相关策略问题上的失误，产生了积极影响。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运动的思想与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互动影响关系。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运动;共产国际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先后在湖南、广东、上海、湖北等地，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不断积累经验，在汲取借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的许多有益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工人阶级人数少、农民人数多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总结形成一系列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及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等方面的思想和理论，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理论新风，为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鉴。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的思想及其实践，对共产国际调整纠正其在指导中国革命相关策略问题上的失误，产生了积极影响。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运动的思想与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互动影响关系。

一、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促进了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的形成，为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共产国际从“二大”到“四大”，为中国革命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但这一期间，由于党的工作重点的关系，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没有注意到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1925年后，毛泽东逐渐把工作注意力转向研究中国农民运动。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思想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毛泽东逐步提高了对于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重要性的认识。

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后，共产国际认识到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①]于是，开始反思其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并逐步注重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关于农民基本状况的问题，经过1923—1924年的考察分析，到1925年，共产国际有了较为准确的阐述，认为“中国是个小农国家，一部分小农受到极其沉重的租赁形式的奴役，一部分小农受到少地的摧残，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农民群众的贫穷和破产，与此同时，在同一个中国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土地占有制，在某些地方甚至有大地主。他们同政府一起利用外国垄断组织的沉重赋税制度等方式使农民贫困到极点。”[②]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充分阐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贫农是革命的先锋”[③]。“故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是农民革命”[④]。所以，“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由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⑤]。

共产国际上述关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和作用的认识，对于毛泽东认识中国的农民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毛泽东在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⑥]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结构及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意义，“宗法封建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⑦]他认为农民起来以后，“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⑧]农民革命斗争瓦解了反动统治的基础和墙角，也就是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抓住了农民问题，就抓住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这一思想是对共产国际思想的承续和发展，符合当时中国实际。

(二)在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阶级和阶层划分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农村各阶层进行了立体分析，进而指出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贫农问题。

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农村阶级和阶层的划分较为重视，早在1920年8月，共产国际在《土地问题提纲》中对农民中的阶层作了划分，认为：大农、中农、农业无产阶级是农村的主要阶层。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半无产阶级或极小农、小农则“构成一切国家农村人口的大多数”。[⑨]这是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农村阶层的初步划分。1926年，共产国际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村阶层作了较为明确的划分。即把农村阶层分为大农、中农、小农、雇农四个层次，并认为他们对革命所持的态度是有差别的。[⑩]共产国际的这种分析，从寻求革命的社会力量出发，分析农村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以判别革命的敌友，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

1926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一到战时，“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游民无产阶级，“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村各阶级、各阶层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明确地将农村农民阶层划分为贫农、中农、富农三部分，并且深刻指出在革命斗争中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游移不定的中农，态度始终消极的是富农。贫农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实农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11]毛泽东的上述科学分析和论断，为中国无产阶级寻找革命的同盟军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毛泽东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策略是建立农民政权与农民武装，实行土地革命。

1923年5月，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指示信，指出：“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和真正实现下述土地革命口号，才能达到此目的：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交给农民;歉收年不收地租;废除现行征税制度;取消各省间的包税和税卡;废除包税制度;铲除旧官僚统治;建立农民自给机构，并将没收的土地交给它们”。[12]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逐步尖锐起来，没有掌握革命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1925年7月，瓦西里耶夫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内部组织、动员、训练和作战计划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在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方面，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特别重视农民的军事组织。中国革命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农民在当前的武装搏斗中站在哪一边。”在组建农民军部队时，“必须非常慎重地对待每一支部队的组建，只能在那些可以确保党的强有力影响，并让完全可靠的领导统帅部队的农民协会地方委员会组建这样的部队;从其技术准备、政治坚定性、党的影响角度经常仔细地检查每支部队的活动，要求它们应当无条件地坚决服从农民协会的相应委员会。”[13]

共产国际上述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