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约而作的一篇记文，范仲淹的玄孙范公偁所著《过庭录》，有“范文正规滕子京”一文，道出了本人写作的原委：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历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与之同年，友善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

滕子京与范仲淹于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一同考取进士，为“同年”，二人在做地方官时又曾共事。后来范仲淹主持西北边务，对抗西夏入侵，推荐滕子京为边防重镇庆州的知州，两人交谊甚深。据记载，滕子京请范仲淹作记时说：“山水非有楼观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可见，滕子京是希望范仲淹的记文能够让岳阳楼价值持元。然而，范仲淹却起脱了记山水观文章的写法，借此机会，规劝好友“不以物善，不以己悲”，并用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豁达襟怀与滕子京共勉，成就了文学史上传诵千古的名篇。

从写作对象来看，滕子京“愤郁颇见辞色”，被贬谪后内心充满了委屈和不满，而且还常常在言语之中表现出来，据说岳阳楼建成之时，滕子京对庆贺的人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这样的表现不仅显得有些格局偏狭，而且作为官场中人也容易授人以柄，遭到打击。然而滕子京又“豪迈自负，罕受人言”，也就是说即便有人担忧他的安危规劝他，他也听不进去。对于这样一位朋友，范仲淹可能是又爱惜又无奈，无时无刻不牵挂于心。

那么，范仲淹是如何达成规劝之效的呢?

赞扬政绩与滕子京共情。文章开篇交代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然后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高度概括滕子京的政绩，“谪守”之时，仍然做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可见滕子京不仅有才干，而且有情怀。试想，滕子京读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时，满腹委屈是不是被瞬间熨平?——范仲淹确实是我的朋友，他看到了我的努力，看到了我对国家、对百姓的一片赤诚!肯定滕子京“谪守”巴陵君的政绩，是理解滕子京的委屈，赞扬滕子京的才华，开篇共情，为下面的规劝做好了感情铺垫。

以自然山水促滕子京自省。文章从第二段开始，转入写洞庭湖，中国古代的文人在失意之时，往往会转向自然山水，与自然对话，来抚慰自己在社会奔波中受伤的心灵。作者写洞庭湖，极写其辽阔：“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宏伟的气势令人不由得联想到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的语句，会令亲身感受过洞庭湖辽阔的滕子京心胸顿开、情感奋发，暂时忘掉俗世烦恼。

三、四两段分别描写洞庭湖的阴晴景象，以及游人在阴晴中的不同情感，淫雨霏霏、阴风怒号时，离乡之愁，忧谗畏讥之惧笼上心头，悲伤不己;春风和畅、阳光明媚时，宠辱偕忘，欢乐畅快，喜气洋洋。随着范仲淹的生花妙笔，读者的情感时而凄凄，时而欢愉，这样的情感变奏曲似乎是范仲淹在对好友低语，人啊，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就会产生不同的情感。

用先贤圣哲作榜样明确方向。当读者还在悲喜交加的情感震荡中不能自抑时，第五段笔锋一转，生发出一种更高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古仁人都有谁呢?可能是行吟泽畔赤诚向楚的屈原，可能是冰雪塞外牧羊决不屈膝的苏武，可能是直言敢谏的魏征，亦可能是遭遇庆历新政被贬黜仍倾力为国的范仲淹自己。作为好友，滕子京自然知道范仲淹在仕途中起伏跌宕的经历，自然知道范仲淹从参知政事的高位跌落到邓州，大志不得伸的痛楚。然而，范仲淹并没有悲愤难抑而见于辞色，仍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在自己的位置上竭尽全力，“微其与人，吾谁与归?”除了这样的人，我和谁一道呢?滕子京，你如果真是我的朋友，就应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信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胸怀天下，而不是纠缠于小我的得失。读到此处，滕子京还能不醒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