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蕴玉，1919年生于邓县(今邓州市)构林镇。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牺盟会晋东南分会锄奸部部长，中共昔阳、左权县委书记，中共太行五地委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妇委第一副书记。建国后，历任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驻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是中共八大代表，中纪委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人们称杨蕴玉为“大杨”，这个称呼从太行山叫到北京，从全国妇联叫到教育部，周恩来也亲切地这样称呼她，这个看似平凡的称呼，浓缩了杨蕴玉平凡而伟大的人格魅力，她是邓州的骄子，是全国人民的“大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从“大杨”的点滴家事中感受一脉相承的红色家风。

“你们不能忘了左权县的奶爹奶娘，没有他们就没有你们。”

杨蕴玉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历任左权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带领大家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分别于1940年、1942年和1943年生下了大儿子、大女儿和二女儿。生下大儿子奶详(奶娘家是祥字辈，故取名奶祥)仅仅七天之后，杨蕴玉就开始了反扫荡工作，离开了妈妈的儿子没有奶吃，只好在当地的农村给孩子找奶娘。在那个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幼小的孩子辗转流离，几次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性命。后来，大儿子的奶爹在解放后去了合肥，病危的时候，奶娘给杨蕴玉的大儿子奶详发了一份电报。当时，奶详在北京上学，杨蕴玉立刻让儿子坐车到合肥为奶爹送终。

大女儿出生的时候，由于反扫荡形势更为严峻，生活条件异常困苦，没有满月的大女儿身上溃烂，身上竟然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导致她一辈子被严重的皮肤病困扰。杨蕴玉把心爱的女儿寄养在左权县的奶娘家抚养，后来等到大女儿结完婚，还一直与这位奶娘保持联系，大女儿每月都给奶娘家寄钱，一直到大女儿去世。等到二女儿出生的时候，战争形势有了好转，正在县里进行民兵大检阅的杨蕴玉含泪将喂了5天奶的二女儿送给当地一家村里的支部书记领养，解放后，二女儿一直与奶娘家联系，她总是抽时间去奶娘家看望，奶娘有眼疾，二女儿经常给奶娘买眼药寄到家里治病。

这三个孩子都是在左权县生的，由于战争形势复杂多变，三个孩子一共找了五个奶娘喂养。杨蕴玉经常给他的孩子们说：“是共产党养育了你们，你们是妈生了你们，但是你们能够长大，是左权县奶娘的功劳，你们不能忘了左权县的奶爹奶娘，没有他们就没有你们。”

“为革命可以牺牲一切，连命都可以牺牲，那么家庭利益怎么也得服从工作利益。”

“人家的孩子是养出来的，我家的孩子是扔出来的。”杨蕴玉总是忙于工作，经常不在家，她家的六个孩子从小不是被老乡抚养，就是送到哺乳室，或者是全托幼儿园和寄宿学校。她说，既然当初在党旗下宣誓，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乃至生命，那么家庭利益当然要服从工作利益。

如今，杨蕴玉经常感慨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孩子找不到妈，见不着妈，到我老了以后，是妈见不到孩子……”

杨蕴玉和家人聚少散多，繁忙的工作常常使得她在家的时间很少，几乎给孩子们说不上几句话，但是他们经常用书信来往，传递亲情，优良的家风家训在每个孩子的心中潜移默化着、氤氲着、升华着。在杨蕴玉第二次去德国柏林民主妇联工作期间，她的小儿子在学校患上重感冒和猩红热，反复多次后竟落下了慢性支气管炎以及哮喘，小儿子落下的哮喘病根让杨蕴玉心痛不已，成为心中永久的遗憾。

杨蕴玉的三女儿是一名中学教师，她在《妈妈，我亲爱的妈妈》一文中这样写道：“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想起了自己妈妈，她年轻的时候，将自己可爱的宝宝一个个送到奶妈家的时候，她坚强的心里，该饱含多少惦念的泪水……我觉得自己更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奉献……”

杨蕴玉的小女儿是这样理解她的妈妈的：“严慈”是人们形容父母教育孩子的不同方式或者角色的分工，母亲一辈子严守自己入党誓言，至公无私，舍小家，为大家，我为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自豪……

“要艰苦朴素，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

杨蕴玉长期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就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她依然保持着过“穷日子”的习惯，毛巾用旧了，没有毛了，还是舍不得换新的。

在杨蕴玉88岁那年，她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组织上给她配了专车，如果不是身体原因，她从不坐专车，就连孩子们去给父亲扫墓，都是自己掏钱租车去，绝不使用她的专车。

杨蕴玉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于子女和后辈们，她也经常告诫道：“你们要艰苦朴素，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任何优越感。”在她几个孩子的记忆里，无论男孩女孩从小到大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一定给弟弟妹妹穿。后来，杨蕴玉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当上工人，厂里发了新工作服，他也要补上两块补丁，说只有这样才感到自在。

杨蕴玉经常教育子女说，你们要自食其力，不要想着沾父母的光，我也绝对不会用手中的权力为你们谋福利。大女儿是外交学院66届毕业生，本可以被国家体委录取，后因父母文革被打倒，政审不合格，被分配到宁夏石嘴山一个冶金化工厂工作;三女儿是北京师范大学70届毕业生，也因父母问题被分配到辽宁阜新煤矿子弟学校教书;大儿子无奈，只得选择了去内蒙古插队。

文革后期，杨蕴玉被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回到了北京，但在子女的安排问题上，她却坚守“不开后门，不走路子”。她说，一辈子没有向上级为个人利益要过什么，对孩子们的事也不例外。这么多年过去了，六个孩子毫无怨言，至今还有三个孩子没有回到北京，回到她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