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甫被捕后，他的邓新中心区委书记职务，由委员韩俊昌接任。在狱中三个月，又到姑母家养伤两个多月，伤好后已近半年时间，他才恢复组织生活，并主动要求担任中心区委委员。

总结以往一次次血的教训，文甫明白了眼下基层党组织枪支太少，还没掌握武装力量。摆在中心区委领导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尽量多弄些枪支，尽快拉起自己的队伍。

1935年5月，阎文甫通过朱丰昌的关系，找到徐庄村党员教师徐秉义，借到手枪一支和少许子弹。一天午后，文甫和朱丰昌在汲滩街一个茶馆喝茶，看见一个护兵打扮的男子，腰里插一把手枪，腰带上还挂一满袋子弹，也进这个茶馆喝茶。文甫和丰昌互递了个眼色，看这个护兵要去后院厕所，就悄悄尾随过去，文甫用手枪抵住他的后心，为区委夺得了第一把手枪。

当时，中心区委游击队刚刚组建，基本上没有能拿出手的像样武器，省委书记仝中玉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同样为此头疼。没几天，仝中玉打听到新野王集的史井村有个较大的土栈（即鸦片烟行），存有不少大烟土和银元，掌柜史小娃又是个为害乡里、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人，就决心除掉他。仝中玉把这一情况告知文甫，文甫非常赞同仝书记的想法，负责实施行动。

傍晚，文甫带两个同志，都是礼帽长衫打扮，声言要到烟行进行货品交易，史小娃信以为真。趁史小娃转身在柜中拿烟土之际，文甫一枪把史小娃打死在柜台边。此次行动，缴获了这个土栈的全部烟土和银元，不仅为游击队解决了经费问题，而且为当地除了一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阎文甫在对敌斗争中，既提高了工作艺术，又增长了指挥才能。继打烟行不久，得知沙堰街西门外河滩要唱三个晚上的梆子戏，沙堰寨防局要派一些团丁持枪镇会，又一个弄枪支的机会来了。

唱戏的第三个晚上，仝中玉、阎文甫、朱丰昌三人悄悄来到会场，认准人后，趁乱成功击毙了血债累累的上庄联保主任张州显，震慑了团丁，夺得盒子枪一支，九轮手枪一支，内乡造步枪一支，子弹若干。从此，游击队声威大震，队员们士气高涨，使新、邓、镇一带的恶霸官吏和地主武装闻之丧胆。

入秋后的一天下午，文甫正在召开党小组组长会议，弟弟文成从地里跑回来喊：“哥！快！村东大路上，从南过来一个骑大马的，后跟三个步兵，都带着枪，你们快去收拾他们吧。”

文甫立即停止会议，同朱丰昌一起，从村北走近道小跑追上那几个人，趁对方还无防备，文甫一枪打死了一个护兵，捡枪中，三个敌人见只有他们两个人，便扑了过来。文甫急中生智，大喊：“兄弟们！还不出击？”朱丰昌也大喊：“同志们冲啊！”三个敌人不知文甫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怕被包围，夹着尾巴向北逃去。

1936年2月，鄂豫边区游击队在省委书记仝中玉带领下，以新野的樊集为基地，活跃在邓新镇三县交界地区，扩大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震慑了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反动势力。

8月31日，游击队员和党的基层组织领导需要到新野樊集集合，早饭时辰刚过，阎文甫和朱丰昌行至柳坡村东边，遇一拉芝麻的牛车同向，二人就跟在车后随行。当走到廖庄村西北角时，与新野民团相遇。团丁看他二人的装束和神态，不像农村下苦力的人，顿生怀疑。

民团带队的王子和问：“你俩是从哪儿来的？”文甫答：“从柳坡来的。”另一个团丁王春富说：“骗谁哩！柳坡是黑土地，你们脚上、裤腿上都沾着黄土泥，你们肯定不是好人！”众团丁说：“这俩肯定是土匪！抓起来，打死他们！”

朱丰昌见状，早已沉不住气，拔枪就打，边打边往西南方向跑，六、七个团丁紧追朱丰昌不放，一气追赶了十多里地。到梅堂村东边时，南边又过来了地主武装徐占甲等几个人，都手持长矛。两拨人马汇到一处，把朱丰昌包围起来，朱丰昌与敌人激战后壮烈牺牲。

再说文甫，迫于敌众我寡，也向西北方向逃离，团丁多人边追边打，并大声叫喊：“这人是土匪，快截住他！抓活的！”

正值秋收时节，农民遍布田野，不明真相的人们听到喊话，以为真是土匪来了，瞬间蜂拥而上，包围了阎文甫。文甫解释说：“各位大伯大娘，叔叔婶婶，我不是土匪，我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先遣队员，我们的大队人马一会儿就到。”人们一听立刻四散开去。

文甫继续边打边向西跑，跑至歪子街南的王小桥村边时，被伪保长的儿子王汉三带一帮人拦住了去路，后面的团丁也赶了上来，文甫被包围，敌人为了抓活的，慢慢向中心收缩。此时阎文甫眼都红了，他紧咬牙关，端着枪向四周的敌人猛烈射击，枪管早已热得烫手，子弹越来越少，剩最后一颗子弹时，他停止了射击，端着枪站到一个高坎上，大声喝道：“老子就是共产党，有种的上来！”

敌人被镇住了，都不敢向前一步，他又“叭”的一枪，打倒一个敌人，并乘机向外冲。这时，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胸膛。

阎文甫牺牲了，生命定格在21岁。从此，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优秀儿子，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优秀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