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市西南边陲杏山一带，在这些曾经野草蔓生的地方，在这荒山丘陵之下蕴藏着惊人的宝藏邓瓷土。

生于1935年的杨子治老先生，早年曾在湖北老河口耐火材料厂做技术工作，现为邓州市城隍庙道长。在与杨先生的攀谈中，得知邓瓷的烧制起始于唐，兴盛于宋，衰落于元明。从文献中可知，邓瓷的地位虽不及汝瓷，也在耀州瓷、龙泉瓷之上，是当时全国名瓷之一。

位于邓县西部杏山、禹山、周家山等地带，可用来烧制瓷器的高岭土等相关原材料储量丰富，解放后邓县政府就多次酝酿准备利用俗称的邓瓷土“柏扒土”创办瓷碗厂。

1975年，邓窑遗址(今内乡岞曲)被今人发现，邓瓷文化再次引起了人们探究的兴趣，2013年全国重点保护单位“邓窑遗址”碑也立在了内乡岞曲大窑店。

据杨子治先生介绍，历史上的邓瓷最开始烧制，原本就是源于今邓州市杏山柏扒村一带，因历史的阴错阳差，使得原本就应属于邓州的“邓瓷”身份变得复杂起来。

1975年在邓窑遗址(今内乡)被发现后，1976年南阳专署工业局朱草本到邓州寻访杨子治，商讨尽快恢复邓瓷烧制工作。不久，杨子治先生和一位同事一起，肩负神圣的使命，在邓县境内西部丘陵山区，凭着一腔热情在沟沟坎坎中寻找可用的高岭土和天然釉土。

随后在原邓县土产公司，正式拉开了邓瓷试烧大幕，以杨子治先生为主的技术组，夜以继日地经过先后6次实验，成功试制出了首批邓瓷碗。

当时土产公司就准备拨款30万立即上马生产(国营)，据说时任高集公社党委书记李玉合搬出中央文件，说“社办企业是走社会主义的桥梁，国营经济要给集体经济让路”，于是，邓县土产公司制碗的陶瓷事业就让集体来办。

据杨子治先生回忆，当初选择高集公社办瓷厂还颇有点曲折。邓县一共有罗庄、彭桥、高集三个公社都在努力争取陶瓷厂项目能够落户本地，各地热情都很高，到底该选取哪里?

当时，县社(邓县供销社)的赵玉林主任说：“杨师傅，你根据实情调研，三天内写个报告，你说说哪个地方能干?”

经过反复思索比较，杨先生最终在报告上写下了如下关键内容：罗庄，土谷山土质灰黄，做个沙缸最相当。条件成熟后，搞个满山红，全部建成爬坡窑，打造土谷山，专注做沙缸沙罐;彭桥，地址偏西，交通不便，虽说原材料丰富，但是缺水少电，去时运煤，回来运碗，成本太大;高集，地处大平原，有水又有电，瓷土原料不困难，火车运汽车拉，成本不高就到家，只要党委决心大，瓷厂一定办到家。

现在看来，这个最终的决定，多多少少带有杨先生的一点私心，不过如今半路已出道的杨子治先生早看开了一切。

于是，邓县高集公社如愿以偿，1978年，杨子治这位技术人才也被户口所在地的高集公社要回了家乡，满怀信心地要利用县财政下拨的12万元用来筹建邓县陶瓷厂。不料，1980年土地联产承包制全面推行，建瓷厂的专用款项也被用来建设公社面粉厂和砖瓦厂，邓窑将要重燃的火焰被熄灭，邓瓷再次告吹。

“这儿就是邓窑遗址。”冬日的一天，笔者和已八十多岁高龄的杨先生，一起走进了邓州市西部山区，顺着杏山柏扒老乡的手指方向，看到的是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麦田里有一处稍高点的黄土丘，周边零星地散布着几座坟茔。

“这儿就是邓窑遗址?这儿就是烧制瓷器的窑址吗?”

“是的。”老乡连连点头。

我有点疑惑的转向随行的杨先生，杨先生说道：“眼前的这处瓷窑遗址应是后来建的。俗话说‘要想窑匠不做难，水土木相连’，当初，因为这里虽有丰富的高岭土，但缺少足够的烧窑用的木柴，邓窑才迁至燃料充足的邓县属县内乡山区地带。”言毕，杨先生久久凝望着眼前的这片厚土。

邓瓷文化作为家乡的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文化艺术，凝聚了多少代能工巧匠的渴盼，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把邓州窑振兴起来，盼望着邓州窑能从民窑变为官窑，盼望着能把邓州的黑瓷、白瓷、青瓷器物早日畅销海内外，盼望着邓瓷能够再现光芒!

杨子治先生感叹：“邓瓷烧制始于唐代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期，兴盛于北宋，因南宋与金元长期战祸而凋零、萎缩，到了明末清初基本停滞，之后很少有人对其进行具体的考证及文字记载，邓瓷声誉随着历史的发展，早已名存实亡，可惜了!咱大邓州可不是仅仅能烧制这些粗陶器物，更有储量丰富可烧制精美瓷器的‘白土’与‘黑土’!殊不知，邓州拥有一种在全国也少有的‘黑土’，它能烧出带着天然绿釉的瓷器。”

无论咋说，总不能提起邓瓷文化，只能向历史追忆?总不能让丰富的“邓瓷土”永远沉睡在荒山野岭之中?总不能在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后人还不全力做好咱邓州邓瓷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