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兴学 仲淹首倡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教育家，毛泽东称他为“办事兼传教之人”。所谓传教，就是兴办学校。在范仲淹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中，鞠躬尽瘁，黾勉国事，尽管王事鞅掌，公务丛脞，但他仍然关注教育，从不懈怠，足迹所到之处，都是书声琅琅，弦歌不辍。即使是穷乡僻壤，孤寒士子也得以入塾读书，一大批人才由此得以脱颖而出。在中国古代史中，还没有哪一个官员能与他比肩。毛泽东说，“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个，即宋代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曾国藩作为清代重臣，其政绩固然可圈可点，但在兴办教育上，恐不能与范仲淹媲美。

范仲淹曾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读书5年，后来又在应天府书院执教，成为商丘历史乃至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盛事。书院兴起于唐代，乃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五代至宋朝初年，干戈扰攘，兵燹不断，官学凋敝，遂有书院兴起，以补官学之不足。南宋初年人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教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尤为著，天下所谓四书院也。”赵匡胤荡平群雄，建立宋朝后，天下初定，百废待举，建立学校之事，不是当务之急，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而莘莘学子又急需有读书求学之所，于是便有满腹经纶的儒士建立书院，聚徒授学，应天府书院等四大书院，也就应运而生。

宋朝初年官学甚少。太宗至道二年(996年)七月，赐嵩山书院额及印本九经书疏，这表明朝廷重视教育，但对学校的扶持只是偶然为之，各州县学校的数目少得可怜。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六月，“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太宗只给嵩山书院赐额，真宗比乃父进了一步，给天下各州县的学校颂赐《九经》，但此时兴学的州县仍然寥寥无几，许多州县仍是空白，莘莘学子无处读书。学校大规模发展，是在宋仁宗时期。明道、景祐年间，仁宗下诏让州郡建立学校，赐给田地，拨发书籍，学校比以前有所发展。赐田一般是5顷。既然立学在经费上有了保障，各州县兴办的学校逐渐增多，河南应天府，许、郑、孟、蔡、陈诸州均在这一时期兴办官学，而西京洛阳的州学在此之前已经设置。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大兴州县之学。庆历四年(1044年)仕宗下诏说：“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尽学者之才。有司其务严训导，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其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由是州县奉诏立学，而士有所劝矣。

仁宗令各州县都要建立学校，教授由各道遴选部属官员担任，如果人数不足，可在民间有道业的耆宿中选用。这样一来，教授们都有了俸禄，不再有衣食之忧，可以专心致志地教授生徒，学校才得以蓬勃发展。

自宋朝肇造至庆历四年，立国近一个世纪之久才大规模地兴建学校，范仲淹椎轮之功不可泯没。如果没有范仲淹的努力与坚持，宋朝在各州县立学的时间，还不知延宕到何时。《宋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文正公传》云：

初，仁宗以前，天下州县未尝立学。公自始筮仕以迄参大政，其间历守诸州郡，所在必开设学校，率先训督，教育多士，首以吴郡所卜居之宅奏请立郡学。至庆历四年诏州县皆立学，从公请也。

宋人家国安说：“本朝郡邑有学自范文正公始。”元人杨载也说：“及公(指范仲淹)参预大政，首为仁宗言，诏州县皆立学。然天下之有学，自吴郡始也。”范仲淹为宋朝州县学校的兴建与普及作出的贡献，真是可圈可点!

仕宦之处 兴学重教

范仲淹兴学育人，孜孜不倦，仕宦所及之处，皆以兴学重教为急务。他以进士释褐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年30岁。司理参军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职责是掌管狱讼，审理刑事案件，与教育毫不相干，但他却对兴学特别关注。广德不但荒凉偏僻，而且文化落后，百姓多是贫窭之家，温饱尚成问题，遑论读书，因此到处都是目不识丁之人。范仲淹找来了当地3位名士作师资，又苦口婆心劝说农家子弟入学读书。从此，在这个不知诗书为何物的山区有了弦歌之声，学子中名登金榜、进士及第者相继不绝。

景祐元年(1034年)，46岁的范仲淹因谏诤郭皇后无故不可废而触怒仁宗，被贬睦州(今浙江桐庐)，虽然他在睦州时间甚短，却修建了龙山书院，为的是改变那里“豪者如虎”、“弱者如鼠”的状况。豪者之所以如虎噬人，是因为缺少教养，要使他们懂得做人之道，就要“示之以文”，因此必须兴建书院。于是他“延见诸生，以博为约”，创办了龙山书院，敦聘著名学者李觏为讲贯。范仲淹写的《与李泰伯》是一段情真意切的文字。

某顿首秀才仁弟;别来倾渴无已，想至仙乡，拜庆外无恙。此中佳山水，府学中有三十余人，阙讲贯，与监郡诸官议，无如请先生之来，必不奉误，诚于礼中大有请益处。至愿至愿：不宣。……此地比丹阳又似闲暇，可以卜居，请一来讲说，因以图之，诚众望也。

李觏是大学问家，范仲淹怕他不肯前来，便动之以情，先说“倾渴无已”，又说“此中佳山水”，“可以卜居”，一片虔诚，灼然可见!

景祐元年六月，范仲淹奉调苏州，回到了桑梓之邦。公务之暇，他热心教育事业。莅任伊始，当地士绅朱公绰便请求办学，范仲淹当即上报朝廷，朝廷同意设立苏州郡学，并拨田5顷作为经费。1顷地为100庙，500亩地在今天看来是不小的数目，但筹建一所郡学，要建校舍、购设备、买图书、聘师资，就嫌得捉襟见肘。范仲淹又慷慨解囊，捐出了自己南园的土地作为校舍。南园原是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王钱镠之子元璙的别墅，园内溪水淙淙，绿树成荫，环境清幽，是居住憩息的理想之地。到了北宋中叶，钱氏家族已经式微，这块地便售给了知苏州的范仲淹。范仲淹正打算建房卜居，得知办学经费不足，当即决定把这块地捐给郡学。宋人楼钥撰写的《范文正公年谱》云：是年(即景祐元年)公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先是公得南园之地，即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当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己焉?”遂即地建学。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今学明伦堂东西有公手栽树二棵，郡县各建一石坊树下，题曰：“范文正公手植。”

阴阳家说，这里风水极好，若卜居于地，可以世代诞生公卿。从堪舆学的角度说，此话也许有点道理，但范仲淹却说，与其我家世代诞生公卿，何如天下优秀士子都在这里读书受教育，将来公卿岂不更多!如此襟抱，实在难能可贵!学校建成后，规模宏大，大成殿、公堂、泮池、斋室，一应俱全。苏州郡学即今日之苏州中学，岁月悠悠，历经10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当年的大成殿、泮池等建筑依然完好，保存着当年风貌。

要办好学校，聘请学富五车的教席是当务之急。范仲淹首先想到了他在应天府时曾资助过的学子孙明复，给他写信说：“足下未尝游浙中，或能枉驾，与吴中讲贯经籍，教育人才，是亦先生之为政，买山之图，其在中矣。”所谓“买山”是指归隐，意思是说，如果孙明复愿意长期在苏州讲学，将来归隐之处，我都替你筹划好了。可惜此时孙明复正漫游河朔，未能应命前来。范仲淹于是又聘请了宿儒胡瑗。胡瑗办学认真，制定了很多学规。也许是学规过于严厉，使学生无所措手足，不少学生不遵教诲，师生间有了隔阂。范仲淹遂命他尚未弱冠的儿子纯祐入学，列于诸生之末。纯祐循规蹈矩，悉心遵守学规，其他学生也都不敢放肆了。

自胡瑗执教，苏州郡学名声鹊起，甲于东南，清朝道光年间的《苏州府志》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公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吴郡志》一书说，自苏州郡学创办以来，弦歌不辍，人才辈出，终北宋之世，苏州共出进士159人。明人王锜在《寓园杂记》一书中说：“吾苏学宫，制度宏壮，为天下第一，人才辈出，岁夺魁首。”

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范仲淹被褫夺了权知开封府的职务，逐出京城，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县)，这是他第三次遭到贬谪了。已经48岁的范仲淹虽然命途多舛，时运不济，但对兴办学校仍然乐此不疲。他亲自遴选校址，饶州东南一峰耸峙，高达千尺，山上林木蓊郁，山下数湖毗连，湖水淙淙，飞珠溅玉，范仲淹把山命名为文笔峰，湖命名为砚池，都含有兴学寓意，便在此地办学。且曰：“二十载后当有魁天下者。”

治平年间，饶州人彭汝砺果然状元及第，大魁天下。饶州人建了一座“九贤堂”，为9个人立庙祭祀。从宋太祖赵匡胤到宋哲宗赵煦，共有68人在饶州当过郡守，但能入“九贤堂”的只有范仲淹1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