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小时候过年，家人从不说“春节”，都称作“年下”。一进腊月，浓浓的年味就漫开了。初八喝腊八粥，十七开年集，二十三吃火烧，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打酒，二十六割肉，三十捏鼻(包饺子)。一套流程下来，年的味道愈发醇厚。

那会儿赵集不流行吃火烧，也没有做火烧的家什。为了让孩子们在腊月二十三吃上这口应景的，母亲便土法上马：先把面团拍成圆饼，贴在大铁锅内壁上部加热，定型后熄火焖一会儿取出，再放进蒸锅隔水蒸熟。这样做出的火烧不算正规，一面焦黄，一面乳白，和如今的烧饼没法比，但吃着外焦里软，带着淡淡的甜，麦香随热气扑面而来，格外可口。这份味道刻在记忆里，几十年过去，依然是挥之不去的妈妈的味道。

那时只知道年三十，不认得“除夕”。三十中午十二点前贴对联的风俗，多少年都没变。无论身在何方，年三十午时之前，总要想法把对联贴好。除了大门上的，粮囤贴“五谷丰登”，厨房贴“小心灯火”，床腿贴“身体健康”，鸡笼贴“鸡鸭成群”，大门外还要贴“出门见喜”。红通通的纸条贴满全屋，年的喜庆劲儿一下就拉满了。

“年下”里，奶奶和母亲在家忙前忙后，蒸馍、做菜、炸油货;父亲忙完工作，就赶着买肉打酒，还会特意买些骨头回来。三十一大早，父亲支起大锅，把骨头和红白萝卜块一起下锅，熬制过年必备的萝卜菜。晌午时分，炖好的骨头端进堂屋，父亲喊我们姐弟俩过去啃肉解馋，那股子肉香，是童年最鲜活的年味记忆。

三十晚上，奶奶和母亲会把大年初一要吃的肉、菜全都切好装盘，遵守祖上“初一不动刀”的规矩。母亲总叮嘱我们：大“年下”要谨言慎行，别吵架、别损坏东西，过年就要安安生生、顺顺利利的。

屋里的活计忙完，父亲会在大门口放一根光滑笔直的木棍，再撒些白灰，奶奶说这叫“拦门杠”。小时候不懂，长大才知道是为招财，请财神进家后多留些时日，保佑来年福运亨通，同时也能驱邪避灾。后来又听说，“拦门杠”还源于一个传说。相传朱元璋派大将胡大海、常遇春到山东讨伐“鞑子”，百姓各家在门外挂牌子，挂“南朝”牌的算良民，挂“北国”牌的被斩杀。百姓为保命，军队来了挂“南朝”，撤走换“北国”。朱元璋闻之大怒，下令屠城。追杀途中，二将见一青年背母狂奔，拦下询问。青年哆嗦道：“杀我没关系，求放过我母亲，她含辛茹苦养大我，我还未及孝敬。”说罢连连磕头。二人感其忠孝，便说：“快回去!关好门窗，在门前放一根长木棍，我们便不下令杀。”青年背母往家跑，遇村民便急忙传话。于是家家照做，而那日正是年三十。久之，这习俗便在山东、河南一带流传开来。

年三十守岁时，村子里响起零星的鞭炮声。到大年初一凌晨，各家各户便争先恐后燃放，此起彼伏的炮声震耳欲聋。我一听炮响就赶紧起床，拿起手电筒往外跑，和小伙伴们四处寻找未燃尽的鞭炮，把完好的装进兜里。拾炮的孩子多，有时为抢一枚鞭炮争得面红耳赤，却半点不影响过年的欢喜。

天大亮后，小伙伴们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地放鞭炮。那时花样可多了：一手拿香火，一手拿鞭炮，点燃后立刻扔向空中，看红色炮纸纷纷扬扬飘落;或用破面盆、旧水桶盖住点燃的鞭炮，听闷响的独特音效;有时把鞭炮埋进土里，只露炮芯，点燃后看泥土飞溅，比谁的鞭炮威力大。不管哪种玩法，大家都乐在其中，一声声炮响，是童年“年下”最欢快的乐章。

“年下”，特指过农历年的时候，多指正月上半月。这本是京城百姓的旧称，如今多称“春节”，但在很多农村，依然保留着“年下”的叫法。此词最早可溯至古代文学作品，如《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这一年十二月十五，早早的放了‘年下’的学。”曹雪芹《红楼梦》中也多处提及，第七回：“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鲜的船带去。”第四十回：“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老舍《骆驼祥子》里亦有：“街上慢慢有些‘年下’的气象了。”

“年下”，早已不只是一个时间称谓，更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盼，对家庭团聚的向往，藏着一代人最温暖的乡土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