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村边和屋后，有三条河：村东边两条并行的古河道，宽窄不一，蜿蜒南下，千百年来滋润邓州北部大片土地，也是我儿时玩耍的乐园。而在它们之上，还有一条人工天河——南水北调干渠，就是我们当地人喜欢称谓的“干渠”，它犹如一条巨龙，横跨于这两条河道的上空。

每次驱车回村，驶过裴营乡时，几公里外那座标志性建筑便跃入眼帘，它就是南水北调干渠跨严陵河的渡槽。它像一副挑担，一头挑着严陵河西岸我出生的崔家寨，一头挑着东岸的杨魏营。老父亲和哥哥一家就住在古寨外最后一排，屋后百余米，便是这条向北京输送丹江水的干渠。

脚下这片沃土属于严陵河流域，村里祖祖辈辈躬耕于此。因这里地势低洼，修干渠时这段工程便用土垫高夯实，再以钢筋水泥浇筑出河床河堤。遇到三郎堰小河和严陵河时，便架起这座超长的双线渡槽，渡槽两头，自动化调水闸门、泄洪渠道、水质监测楼依次排开。 每每回村，我总要去屋后地里走走，看看三郎堰与严陵河的古老容颜，抬头望望干渠在田野间延伸，听听丹江水向北轻唱，嗅一嗅那一弯清流溢出的水气。此时，这片土地原来的样子便会浮现眼前，以及我们家四代人与这条干渠的缘分。

南水北调的愿景，始于1952年秋天。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望着滔滔河水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也是可以的。”只是一句“借水”的念头，却像一粒种子深埋华夏大地，蛰伏了半个世纪。此后的三十余年里，国家勘察队扛着仪器，在豫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间一步步丈量。丹江口、陶岔、方城垭口……这些日后写入工程志的名字，被一笔一画标上地图，直到2002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体规划》，那“借一点”的念头，终于要化作一条1432公里的清澈长河。

我们家与这条干渠的缘分，从奶奶那一辈就扎下了根。

父亲今年八十高龄，因轻微脑梗，时常说话不利索，但提起渠首陶岔工程，眼神便亮了，话语也顺了些。也许因他当了一辈子村小组队长，左邻右舍总爱来我家串门，从小到大，我便在父辈们的聊天中，一点点拼凑出那段重大的历史：1969年1月26日，陶岔渠首开工典礼举行，南阳地区动员十万余人参与工程建设。

那时父亲二十出头，爷爷去世早，父亲十三岁便挑起家庭重担，带着年幼的姑姑在生产队干活，赶牛车是把好手。正因这手技艺，生产队同意了他毛遂自荐支援陶岔的请愿。奶奶得知消息，泪眼婆娑地不愿他去，毕竟父亲太年轻，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可到最后，奶奶还是点了头，那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她懂。

邻居二爷常说，当年奶奶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父亲单薄的背影消失在土路尽头，就那么站着整整一个下午。此事在长辈们反复的谈话中，深深的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在那个没有机械化的年代，“邓县”数万民众用最原始的方法作业：火药炸石，镢头挖土，扁担挑石，架子车拉土，喊着号子夯土筑坝。正值青年的父亲和乡亲们啃着窝窝头，睡在四面透风的工棚，磕碰流血是常事，但他们精神饱满，唱着歌，喊着号子，用青春岁月奋战了五年零八个月。整个陶岔水库工程先后有2880名民工受伤致残，141名群众牺牲。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豫西南每个村庄人们茶余饭后闲谈，修建陶岔水库是绕不开的话题，他们以大局为重、无私奉献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

在我心里，还藏着一丝窃喜，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也“参与”过南水北调干渠工程。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村北边麦地里来了几个勘探队，他们用机器把碗口粗的钢管往地下钻，取出一节节土芯。我不懂这是做什么，父亲告诉我：“那是为挖干渠做勘探测量的，陶岔水库修好二十多年了，该往北京修干渠调水了。”我有些生气：“为啥在咱麦地里?麦子都快拔节了，将来村里大片土地岂不是也没有了。”父亲微微一笑：“小屁孩，你懂啥，这是国家大事，没事多跟那些叔叔们学学。”

我看着机器把长长的铁管从地下钻出，取出黑色的土柱芯，在旁边堆了许多，我跃跃欲试要帮忙搬，被一个人拦住：“小学生，等下再搬，我要取样本。”等他截取一段装袋、贴标签、登记编号后，我便像大人一样，将土柱子摞在一边，整个上午，我乐此不疲地帮着做些小事。

暖阳下，钻机“突突嘟嘟”地响着，麦苗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东南风拂过，一片碧波在田地间起伏摇曳，散落在原野上的几台勘探机，犹如几艘小舟在绿色的海洋上乘风破浪，凉爽湿润的土芯，让我触摸到大地深处的脉搏和温度。那时我觉得，自己离父亲的青春那么近，那么深。

2010年，南水北调干渠全线开工。老家屋后那片麦田里，推土机、挖掘机的轰鸣响彻原野，村东侧三郎堰小河和严陵河上，浇筑着干渠渡槽桥墩，父亲又在干渠钢筋工地做了段时间杂工，每天下工都及时把废料清理干净才回家吃饭。

2012年8月，我从福建回来，小侄子刚两岁，咿呀学语，老父亲说干渠正在村后建设，我们爷孙三辈便去河道上看看。一辈子在土地里耕耘的父亲，没走几步就把我甩得很远，我想，不是因为我抱着侄子，而是父亲迫切想带我们去看他参与过的引丹工程。

一出村子，小时候割麦挖薯、抓蝶逐兔的沃野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两条高耸如山、势如长龙的黄土河堤，几台机械静静停在河道内、堤岸上，东边建设中的干渠跨严陵河渡槽，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那双线双槽、六跨、四十米的渡槽依次排，将来它们会像并肩的兄弟，稳稳地挑着丹江水，从严陵河上空缓缓北上。侄子看到高高的土堆和停着的挖掘机，小手指着让我抱他过去，放他在挖机履带上，他便开心地扭着身子，又让抱他去高堤上玩。他抓起细土，任土从指缝落下，玩得不亦乐乎。夕阳西斜，侄子眯着眼睛的笑脸印在红日里，我的手机，恰如其分地留下了祖孙三代在干渠上的喜悦瞬间。

我站在尚未浇筑的河堤上，俯瞰绿油油的原野，大地上镶嵌着村庄、小路、田埂和低矮坟头，颇有“一览众山小”之感。也想起脚下这片土地，收藏着我小时候割麦拔草的憨样。父亲坐在高高的土堤上，凝望远方，看了很久很久。在他眼里，仿佛看到了他参与建设的陶岔渠首，另一头连着北京，而这两道长堤，曾是一方沃野良田，是孩童捕鱼逐兔的乐园，是先祖长眠之地，是几十万淅川人搬离家乡的理解是数十万邓州人流血牺牲的见证。

暖红的夕阳抚摸着大地，轻吻着如虹的干渠，拥抱着我们祖孙三人。父亲的眼神是深邃的：他不是心疼土地变了模样，是期盼。他盼着丹江水从渠首奔涌而来，路过我家屋后时，能留下舒心的水声潺潺。

那一刻我明白了，点头送父亲出门的奶奶、在陶岔挑土的父亲、在麦田里帮勘探队的我、在土堆上玩耍的侄子，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躬耕在这片土地上，也躬耕在这条干渠的梦想里。奶奶的躬耕，是舍得，她舍得让唯一的儿子远行，去修一条她这辈子未必能看见的河;父亲的躬耕，是血汗，老一辈南阳人用热血青春，在陶岔工地上一锹一镐筑起渠首的根基;我的躬耕，是见证，我站在麦田里细望勘探队作业，站在干渠堤上看渡槽合拢，站在岁月里把这一切铭记下来;侄子的躬耕，是承接，他还不懂这条河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在河堤的土堆上，留下了小小的手印。

2014年12月12日，陶岔渠首闸门开启，清澈的丹江水奔涌北上，直送北京。如今，这条人工天河已向北方送水超过750亿立方米，用一渠清水滋润着豫、冀、京、津约1.14亿人口。

这些年，每逢春节回乡祭祖，我都会在村边走走。嗅着麦苗清香，看看三郎堰，望望严陵河，再仰头端详那干渠渡槽，心情是安稳的。奶奶早已不在了，她走的时候，丹江水还没通到北京，但她当年点头的那一刻，心里装的，不就是这一天吗?父亲老了，走路不再健步如飞，但我每次从城里回村，我们总是默契地一前一后走到村后看看，他不说什么，就那么站着，望着，许久。侄子长大了，他不知道两岁时在土堆上玩耍的照片被我珍藏着，那是他与这条干渠最早的缘分，将来有一天，他或许会带着他的孩子，站在这干渠边、渡槽下，讲起太奶奶、爷爷、叔叔和这条河的故事，讲讲这干渠水里有着乡亲们几辈人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