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仰望金字塔的时候，心中涌动的是——4500多年前，垒砌这样巨大角锥体的工役们，他们那驮起巨石的脊背，黑黝黝的，闪动着晶莹汗珠……

当我们攀登上长城烽火台的时候，心中涌动的是——2000多年前,筑起雄踞于蜿蜒峰峦之上的万里城墙的工匠们，他们那长满胼胝的双手，鲜血覆盖着旧痂，砌起了一块又一块硕大坚实的灰砖……

同样,当我们看到在太行山悬崖绝壁上穿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九转百回地滚动着清洌洌的河水，闪烁着生命的活力，跳跃着千百年来山里人的梦想……心中涌动的是——53年前，那腰悬绳索，举起大铁锤，一下一下凿开了生命希望的民工们……

哦，艰难而英雄的人民，是你们撑起了苍茫的历史天空!

话剧《红旗渠》就是为这样的人民，在舞台上凿刻出了太行山石壁浮雕的史诗长卷……

一，思辨：混沌中的电光石火

毋庸讳言，红旗渠是“三面红旗”时期的产物。

更无须讳言的是，红旗渠是林县农民以及那些忠实地表达了农民愿望的共产党人创造的历史奇蹟。

《红旗渠》的主创从创作一开始，就必然要接受历史与现实的拷问：如何思辨红旗渠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早就由历史做出了定论。但是，作为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红旗渠》的编剧并没有胆战心惊地躲避什么，而是真实地再现了53年前那个“火红”年代的历史氛围，编织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感。

《红旗渠》的主创没有“爱屋及乌”地因为赞颂红旗渠所代表的民族精神，而沉溺于那个今天看来,的确混沌的历史年代。

杰出的剧作家、艺术家同时必然具有思想家的目光。

《红旗渠》的主创找到了这个奥秘，那就是——不管人们将怎样评说主人公杨贵的个人品格，也不管他的言行不能不带有着那个时代莽撞的“胆气”，他急急忙忙地宣布向太行山“开战”，急急忙忙地下决心凿洞穿山，修筑红旗渠，是真真切切代表了林县55万人盼了千百年的渴求：人要喝水，地要浇水。人不喝水，无法种地;地不浇水，人没法活。林县人再也不能忍受这样屈辱的生活了——一生只洗三回脸，出生，结婚，死亡。要活命，要尊严地活命，这就是林县人的最急切的愿望。

谁能实现55万人的这个最急切的愿望，谁就是人民的英雄。

杨贵和他的县委一班人顺应了人民的渴求，于是他们成了英雄。

红旗渠历经了“三面红旗”、反右倾、四清运动，“文革”初期，整整坚持了十年的殊死搏斗，终于落成了。时间荡涤了 所有曾经的比附和宣传，最终验证了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不朽象征。

红旗渠绝不同于全民炼钢之类违反民众意愿，违反科学规律的“大跃进”，它虽然是“三面红旗”时期的产物，但它却属于中国人所有的时代——因为，红旗渠凝聚的是人民的愿望和人民拼死的奋斗。

这就是话剧《红旗渠》深沉、凝重、睿智的历史思辨。

二，人民：《红旗渠》的真正的主角

剧中，塑造了这样几组群众——凤兰与李继红;金锤、银锤、铜锤、铁锤四兄弟;杨起梦夫妻;9岁的小姑娘吱吱;继红娘及死难者的家属……

最感人的是对凤兰与李继红的爱情描绘。没有缠绵悱恻，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玫瑰诗篇，只有凤兰对佯装欲走的李继红的一声呼唤：“哎——”;瞅着没人，与恋人的手捏在一起;再递上一双鞋：“俺娘做的”;最后给恋人戴上垫肩：“俺缝的”，轻轻地摩挲着垫肩上的绣花……李继红回赠恋人的是半个窝头……多么简洁，又是多么含蕴，多么矜持，又是多么深情，多么平淡，又是多么浓烈!

最质朴的是金锤、银锤、铜锤、铁锤四兄弟。他们有使不完的力气，也有吃不饱的肚皮，只是牢牢地记住临上工地时老娘的嘱咐：“出门在外，活儿要干好，饭要吃饱!”那70•6公里的主干渠就是靠这样的小伙子一钎一钎，一锤一锤凿开的呀……

最惊叹的是前清秀才，属于“五类分子”的杨起梦。他忍受着政治歧视的屈辱，一定要找到县委书记杨贵。不让找，他的老伴就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剪刀对准自己的咽喉……这位前请秀才为的是给红旗渠的修建出把力，在太行山的石壁上写下巨幅大字：“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最令人感慨万千的是继红娘对前来赔罪的杨贵说的话：“你是汲县人，来俺林县修渠为了谁?……你有恩于林县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哇……”对儿子的死，她说，“继红是为谁死的?他是为她娘，他是想让他娘能畅畅快快地洗个头……

人民——我们伟大的母亲。

最难忘的是小吱吱，一个9岁的小姑娘。她最美好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不心疼地”洗把脸，然后，把珍藏多时的胭脂搽上，洋洋得意地走遍全村的家家户户，让人看看小吱吱多漂亮!吱吱那句话“漳河水，你啥时候才能哗哗地流过来呀……”反复回荡在杨贵的耳畔,这正是林县55万人共同的心声啊!

人民的愿望催生了红旗渠，人民的力量建成了红旗渠，人民的意志凝聚了红旗渠。

三，杨贵：50年后的新阐释

主人公或许有原型，但是，观众欣赏、感悟的是作为剧中艺术形象的杨贵。主创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显示了思辨审慎和雕凿犀利的功力——

所谓“思辨审慎”，就是既让这个人物必须具有50年前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又要用50年后的今天之崭新目光去发掘其可能具备的理想光彩。“思辨审慎”表现在杨贵与黄副县长，杨贵与杨起梦的关系上。

杨贵这个县委书记的形象既具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又具有当今时代共产党人的理想品格，因此他可信,可爱,可敬,可亲。

所谓“雕凿犀利”，就是在戏剧矛盾中，大刀阔斧地凿出杨贵形象的犀利棱角，凸显杨贵火一样的炽烈情感——

为了给修渠工地开出一条路，一座祠堂必须被拆除，他和乡亲们一起对着祖宗牌位下跪，大声发誓。在和老对手黄副县长一通疾风暴雨般的争吵之后，他蒙脸痛哭地倾诉。在调查组一条比一条严重的责问面前，他终于爆发。

就这样，一座浮雕凸显出来了，棱角鲜明，线条粗犷，如电如火，热血澎湃……高尔基说过，我赞美勇士们的狂热精神。这里的“狂热”不是盲目疯狂，而是像所有为了信仰而赴汤蹈火的革命者一样，敢恨敢爱敢笑敢哭，敢担当，敢牺牲，敢一往无前!这是一条多么有血性的汉子，这是一个多么无畏的共产党人，敢于浑身沾满伤痛，敢于抖落下一身缺点，更敢于为人民的疾苦鞠躬尽瘁，还敢于在短暂的人生中建功立业……

这就是50年后，《红旗渠》在太行山石壁上，重新雕塑的县委书记。

这个人既是真实的，又是理想的。戏剧家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戏剧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的反应，而不是起源于世界本身。”(贡布里奇语)

还因为《红旗渠》不是修渠事件的报告剧，而是在表达人民的渴求与愿望，探索一个民族挺立起来的历史缘由。

《红旗渠》绝然不同于追逐短暂“时尚”的短命戏剧，也不同于追求表面热闹，粉饰生活的伪现实主义剧作，它将成为令人思辨不尽的历史画卷——我们曾经这样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