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武汉召开会议，邓州市负责水利的领导翟荣耀出席会议。会议的负责人告诉翟荣耀：中央财政只给河南划拨500万元，算来算去，每位民工每天只能补助一毛二分钱。在征求邓州意见时，翟荣耀不假思索回答：“只要上边下令，不给钱也干！”

那时邓州的经济根本撑不起这么巨大的工程。那时的拖拉机一个公社才有几辆，柴油机一个大队不过几台。施工工具仅有架子车、铁锹、老虎抓子等。更重要的是，那时作为农业大县的邓县，小麦亩产300斤以上就算高产。交完公粮，每人一年才能分到小麦100多斤，填饱肚子主要靠红薯。“红薯稀饭红薯馍，没有红薯不能活”，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群众的生活现状。

1968年冬，县财政拿出30万元和一吨铁丝，解决前期工程的燃眉之急。指挥部组织5000多人，修建九重和彭桥到陶岔的两条公路，30天时间修通主干道50多华里，次干道45华里，搭建工棚5000多座，修筑桥涵20多座，开凿土井66眼，修建了5000多间茅棚，并建起了粮库、煤场、供销社、医院、汽车站等公用设施。

1969年1月，抽调500多名干部，组织2万名农民工，涉及7个区，547个大队，从几十里甚至一百多里外，浩浩荡荡开赴渠陶岔工地。

1970年元月，参加陶岔渠首工程施工的民工增加到了21个公社（营），556个大队（连）。邓县在陶岔渠首工程建设施工已达5万人。

工地的民工住茅草棚，睡地铺。民工们起初吃的是黑桃A，喝的是澄出来的黄水。有句顺口溜，“喝黄水，尿黄尿，整天吃的狼戴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艰苦生活。

工地上大都是土工活，民工们用人力车拉，把土从越来越深的沟底运到岸上。最危险的是放神仙土，致死致残的事故时有发生。但为了提高工程进度，民工们将生死置之度外。据统计，整个施工期间，致残的有2280多人，141名民工献出了他们的血肉之躯。

我当时上高中，去过工地两次，目睹了工地热火朝天的战斗场面，体验过睡地铺的艰辛，当然也吃到过民工们“舍不得”的陶岔杠子馍。

当时的青壮年差不多都到渠首工地参加过施工，有的夫妻并肩，有的兄弟同行，有的祖孙三代一起上。张村乡冠军村农民杜泽斌，渠首工地一开工，就把儿子杜聚扬和孙子杜传石送到工地，临别嘱咐道：“打仗还是父子兵，渠首工程是毛主席叫咱干的，你爷儿俩要干出个名堂来，别给咱老杜家丢脸。”按照当时的规定，在陶岔的民工一年一轮换，实际上有六个月或三个月一轮换的，也有坚持到底的。

1974年8月16日，邓州人民经过8年艰苦奋斗，建成陶岔渠首闸，渠首正式通水。那时的渠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座巍峨的丰碑。

陶岔民工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智慧乃至生命，建成了4.4公里长的引渠、陶岔渠首闸、8公里长的引丹总干渠以及下洼枢纽，包括灌区在内共计完成土石方3470万立方米，若筑成1米高、1米宽的墙可绕地球一周半，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5.5万立方米。从那以后的许多年里，刁南干渠经常在干旱的年份发挥灌溉作用，流淌的丹江水诉说着“自力更生，人定胜天”的故事。

渠首工程是邓县人的心血工程，后方人民竭尽全力支援前方。8年时间里，邓县投工投料投资1.3亿多元，是国家投资的2倍以上。可以说，全县人民是勒紧裤腰带支援当年的渠首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于2003年12月30日开工，2010年10月，湍河渡槽开工建设，2013年8月底完工，历时34个月。2010年12月，中线工程邓州段开工建设，2014年6月完工，经邓州总长37.4公里。

2011年前后，我曾经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采风团成员，两次沿途参观建设中的邓州段工程建设。现代化的施工设备，机器轰鸣的工地场面，同样给我强烈的震撼。我不禁想到当年陶岔工地人们喊得最多的一个词：“加油！”眼前的加油和过去这个词的意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大型的挖机长臂一屈一伸，成吨的土就一下子到了卡车上。据工程人员介绍，湍河渡槽的U型槽身，是工程人员用创造出的一次成型设备铸造出来的。我深深地感叹祖国几十年的飞速发展。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那天，我作为邓州市教体局“三名”（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工作总室的牵头人，带领丁文华名师工作室到夏集乡杨河移民小学送教。我们带去了两节名师执教课，课后，就两节小学数学课评课作指导发言，受到了师生的欢迎。说不上多大贡献，但我们都觉得，为移民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几天后，我们见到了《河南日报》刊登的我们送教到移民学校的消息。

新渠首建成后，我多次陪友人到渠首参观，向友人介绍当年的陶岔会战，介绍中线建设过程中感人的场面和事迹。每次参观归来，我和友人都觉得这一趟来的值，因为那里留存着我对渠首带着留恋的记忆。

去年6月，市委市政府组织播放四集纪录片《渠首》，我是流着泪看完的。看后擦湿了手绢，因为我是工程两次施工的见证者，亲历者。在我记忆的深处，永远留着南水北调工程的痕迹。

啊，渠首，渠首！

（征文一等奖 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