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读报，看到一篇文章里说：“现在的孩子仿佛天天都过年，因而他们已经无法尝到真正过年的甜蜜。”由此想起了我儿时过年的情景。

过年，平时少见的荤腥可以美美地享受一番，身上破旧的衣裤可以换上一套新的，更重要的是可以生办法弄钱买鞭炮放着玩。

记得小时候，过年的序幕拉开得特别早，从放寒假的第一天起，心里像长了草似地再不肯安分，那会儿过年，最大的奢望是拥有一小串花花绿绿的鞭炮。有句话说“傻子放炮，精子听炮。”可小孩子不理那一套，情愿当傻子，没谁肯做那个精子。然而那时家家的日子都不怎么宽松，大方点儿的家长，对孩子哭鼻子抹泪的央求，也有答应给买挂小鞭炮的，这就很不错了。

那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后的一天，母亲抵不过哥哥和我的软磨硬缠，就给了哥哥两毛钱，于是俺俩一起，欢天喜地的去村头小卖部买了一挂小鞭炮，拿回鞭炮，哥俩儿分定，便吊在房梁上，每晚睡前都工工整整地取下码好，趁哥不注意我便偷他几个放入我的包里。

从腊月二十七八开始，“年温”渐热，先是噼噼叭叭的鞭炮声由远及近，由零星转旺，再就是这期间家里的鸡鸭鱼肉蛋开始全面供应，大约持续到初五左右，只有这段日子，才觉得日子过得很美。母亲在除夕夜全家吃过年夜饭后便端出一小筛子早就备好的花生红枣让大家吃，边吃边讲小时候贴对联、糊灯笼的事儿。脸上荡漾着对过年水平的满足。

那年第一次去舅爷家拜年印象也极深。

我当时十岁左右吧，大年初二早晨，刚吃过早饭，父亲让我和叔父一起去舅爷家拜年。我把过年才买的一双新袜子穿上，准备去舅爷家。

我家离舅爷家30多里地，当时，没有自行车等交道工具，去哪儿走亲戚，不管路远近，全凭两条腿跑路。

为了抄近路，我和叔父走的是小路，就那也有20多里的路程。我刚开始一路上感觉新鲜，加上叔父不时地给我讲个小故事什么的，走路有劲。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我走着走着就没劲了，路上走走停停，歇一会儿再走。勉强走到舅爷家时，已快11点钟了。

寒暄过后，一会儿功夫，表婶麻利地去厨房给我们做了粉条萝卜汤，每人一碗吃起来。我吃着，用筷子扒拉着，没见一片肉，心想，跑这么远的路来走亲戚，就给一碗粉条汤喝啊。

到晌午饭时间，舅爷家的饭桌上又摆上了鸡鸭鱼肉，满满一桌子，看来挺丰盛的啊。原来，这是舅爷们这一带的风俗，远来的亲戚，半晌到，简单做点儿饭吃下，先垫垫肚子，再做午饭。

下午从舅爷家往回走，临近傍晚才到家。我吃过晚饭，洗脚时，脚磨了血泡，早晨刚穿的一双新袜子也磨了几个洞，让我心疼半天。

那时人们年的概念极强，好像整个365天都在为过年准备吃的、玩的，一年一次样样新鲜。年过了也吃掉、玩掉了一年的希望，又开始翘首遥望下一年。

现年已知天命，每逢春节都从外地赶回与家人团圆。每每听到家乡那似曾相识的鞭炮声，看到穿着红红绿绿衣服的小孩子们，忽然意识到，这年是孩子们过的、抑或是过给孩子们的。几次回忆那搓着冻得像紫芽姜一样的小手捡没燃放的鞭炮的情景，无论我几次去雪中寻找，都再也拾不到那种感觉。

现在家里儿女已成人，虽不阔绰，却也不显拮据。于是过年的东西再也不像儿时那样由母亲定量分配，母亲也不似以前那样终日在灶上忙碌。迎来送往，说说笑笑几日，年过完，等到登车回程时，终于没有感到几分的欢畅，如同一出大戏没有了“戏眼”，味道寡淡了许多。倒是年复一年，母亲渐渐头发变白，自己也已成了家，嗟叹逝者如斯。

生活富裕了，过年出外旅游也好，到闲堂雅座潇洒一把也好，总是觉着这年不是钱多了就可包办的，包办出了效率，但那份古朴的年情却愈来愈远了。

无论年是怎样过，我还是喜欢除夕夜守着老母，听她讲述那一成不变的贴对联、糊灯笼的故事。可是，母亲已去世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