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打麦场，家乡人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早些年，割麦机尚未进入公众视野时，就像饲养家畜、家禽一样，每个村落都饲养着数量不等的打麦场。大的，方方正正，平平展展，像偌大的围巾，系在村落颈部;小的，桃叶般大，准圆或椭圆，似闪光的戒指，戴在村落指尖。无论大小，都沉淀着永不褪色的记忆。

我的家乡村口，就有一个占地十几亩的打麦场。打自己记事起，从春到夏，自夏至秋，它上面总是走马灯似的走着庄稼，或攒成簇，或堆成垛，尖尖的，圆圆的，俨然一个个刚出笼屉的馒头，散发着浓郁的清香。

老家那时人口不算多，全村也就百来户，百来户中七成以上的人家都用着它。用的人家多，可从没见人因争抢场地而吵骂、殴斗。在这里，虽没有楚河汉界，但分明又有一条线横亘着。因了这条线，它成了道德优劣的检验场。而每一次检验，乡人上交的都是一份优秀的答卷。谁家先收了庄稼，就在最里边一个旮旯堆放起来。后收的相依而放。不用标记，不用看护，张家绝不会偷拿李家，李家绝不会偷拿王家。不小心偶有失误，必定红头涨脸，屈节折躬，如数或加倍奉还。

有一件到现在都不能忘记的事，那年我大概十岁。那天，我和志刚在打麦场上疯，随手从他家麦垛上扯了几把未脱粒的麦草朝他身上扬，恰刮来股旋风，旋着麦草落入旁边的池塘。父亲知道后，打得我屁股红肿，打罢一手提了一个麦捆子，亲自押上我登门“赔罪”。志刚爹妈倒和善，“不就几把麦!”父亲庄重而严肃地道：“几把也是麦，这两捆你们要不收，我就再揍他!”说着，又高高扬起了手，我吓得蹙缩成一团。“好了好了，我们收就是了!”志刚妈拦住父亲，父亲阴沉着的脸终于显出了一抹笑意。

俨然，打麦扬成了“保险柜”，只要东西放进去，保证完好无损。不过，这个“保险柜”大则大矣，容量也有限。有人家看没地方了，就将麦放在田里，放在房前屋后，不盖雨布，不蒙被单。这些人家清楚，不需催，先占了场地的就会早早脱粒。脱粒时，有约无约，乡人都会前来相帮。遇上雨天，更是不请自来，铲、装、背、大人呼，小孩叫，不是战场胜似战场，不是抢自家的胜似抢自家的。

那是一个午后，我正鸡啄米般打盹，母亲拍醒了我：“上打麦场!”我揉着惺忪睡眼：“干啥呀?!”“抢麦!”“我能抢多少!”“一个蛤蟆四两力!”跟着母亲到打麦场，那里早聚了黑压压一群人，正疯抢花国家晾晒的麦子。黑云压顶斗大雨点砸下前，终于抢完了。麦子抢完了，然而抢麦人没躲过雨，人人淋成了“落汤鸡”，但没人怨，反而笑语朗朗。花国爹激动得不行，拿出烟发，发着发着愣住了，抢麦人中，竟有玉秀爹。要知道，玉秀爹半月前才跟自己拌过嘴，一直怨气盈胸哩!“大哥，上次的事怨我!”花国爹先开了口。“不提了，老弟的心又不是‘针鼻儿’!”当然，不是一场雨泯了恩仇，而是家乡人骨子里本就憨厚朴实宽容大度。

冬无农事，打麦场总该清闲了吧。不，无农事，才要打发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那时无电视、DVD和音霸，唯一的方式就是扎堆于打麦场侃大山。说幸福的事，比如富贵家的儿子娶回了孝顺媳妇，富贵夫妻喜得合不拢嘴，你一言，我一语，麻鹊样喳喳，喳喳得其他人就像自己儿媳般笑得眼没了。说苦恼的事，比如春生家的闺女得了坏病，春生和媳妇熬煎得茶饭不思，五脏欲焚，声泪齐下地诉，诉得其他人也愁眉苦脸，你三块，我五块，他十块的掏钱。有的嫌自己掏钱不够，还借访亲友名义搞募捐。说光荣的事，比如孙子考上了大学，老桐就尖着公鸭嗓喑喑哑哑，喑喑哑哑得其他人拎椅端凳，络绎不绝地去享受村支部贺喜的电影……某种意义上，打麦场成了新闻发布地，美丑评判场。

最典型的一件事，会庚媳妇不待见婆婆，打麦场上，婆婆悲悲咽咽叨。围在身边的乡亲义愤填膺听，听完再遇到会庚媳妇就不理不睬了。一个人不理，两个人不睬，会庚媳妇毛了，开始扪心问，一扪心问就找到了病根，一找到病根就羞愧交加，自此对待婆婆完全换了一副模样儿……

打麦场如此有用，本以为会永存的。不料，刚刚耷蒙下眼，割麦机来了，掰苞谷机来了，摘棉花机来了，庄稼不用再来打麦场，直接就进了粮站或国库。家乡人需做的，就是醮着唾沫数成沓的花花绿绿的钞票，数得嘴歪了，腿抖了：“这是哪辈子积下的福分啊，让咱遇上了这样一个好时代!”

没了庄稼，打麦场自然失了用场。没用场却白白占地，可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分至各家各户，退场还耕。

如今走进乡村，打麦场已难以再见。但上面那欢声笑语依然清晰如昨，那悲喜故事依然鲜活生动，让我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