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先乎情者，莫过于真”。文学创作，需要灌注殷殷情感，去除繁复伪饰。作为文学之翼的创作论，捧读赵俊海、李成文翻译的加拿大女作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与逝者协商：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谈写作》(以下简称《与》)，难觅抽象理论苍白空洞的解说，时髦主义花里胡哨的建构，阅读意绪沉重压抑的笼罩，像杨柳拂烟，纸鸢轻掠，灵动活泼，韵致独具，不忍释卷。这与作家扮演一个真情告白者的努力密不可分。

充分考虑读者的心理期待，是《与》书最亮眼之处。阿特伍德没有囿于总结者、解读者和宣讲者的逼仄一隅，直接从幕后走向前台，精心构置一个个故事核，以第一人称切入，像晾晒五彩的贝壳，悉数抖露着掩于岁月深处的精彩瞬间，将自己从理论家的角色置换成作家的主体角色。这一点，在《你以为你是谁》章节不胜枚举：为了阐释“作家们的童年生活会影响其职业”这一观念，阿特伍德动情地回忆：“北方没有电影也没有剧院，收音机也不好用，我很小就学会了阅读……祖母们的形象与童话故事中‘小红帽’的祖母差不多，这大概对我后来走上作家这条路是有影响的……”;为了使人们洞悉“写作是复制生活，宣泄情感”的内涵，阿特伍德提到了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1956年，我构思了一首诗，其实我写的这首诗压根儿不怎么样，不过即使我知道，我可能也不会管那么多。让我欲罢不能的不是写了什么，而是那种体验——那种触电般的感觉”;而为了宣扬“作家是寂寞的代言人”，阿特伍德的理据则是：“我26岁出版第一部真正的诗集，哥哥在给我的信中说：‘恭喜你出版第一部诗集，我年轻的时候也干过这事’……关于写作，跟一个真正的记者——我堂兄，是我父母专门请来拨我冷水的……”

除了故事的讲述，阿特伍德还假以特写手法，推出了异彩纷呈的镜头。在讨论作家的双重性时，阿特伍德用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画面：一个壮志满怀的骑士仗剑，自远方飘来，所经之处，落木萧萧，微雨霏霏，衰草连天涯，子规向霜啼。骑士的目光，凄凉、落寞，一个鹑衣雪须的老人，投来一丝冷冷的讥笑，一座黑暗之塔，自天而降，缓缓地罩了骑士，“訇——”然一声，现实与幻景叠合在一起;在解说“作者跟扮演他的化身的那个人之间关系”时，她推出的画面则如下：一个土里土气的年轻女子，每晚下班躺在地上，把她的头对准另一个头，那个头长在一副瘦削扁平的人形皮囊上。然后，女子一点一点钻进皮囊……

这些镜头的定格，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象，化平面为立体，可闻、可触、可视，极大提升了《与》书的内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个体经验叙述之外，阿特伍德又把自己当成了读者，借助阅读健在和已故作家的创作理念与实践，完成创作理论的解读与剖析。以一个读者身份与读者交流，创设平等自由、亲切有加的对话氛围，缩微了心距，加深了情感，《与》书张力无限。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完全称得上思想原野的垦荒者，作品源于对实践的认知和体悟。在《与》书里，阿特伍德始终没忘这一点。记得中国已故作家史铁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人可以赤条条来，不可以赤条条去”，诚如苏轼所言“人生到处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既然故去无可抗拒，自当留下些许印记。在扮演好讲述者、阅读者角色的基础上，阿特伍德又变为普通生活中的一员，从敬畏生命的层面挖掘艺术的真谛。“与逝者协商”，基于对孤独与寂寞的认知，她机杼独抒，彻底廓清了作家的“羽化过程”：蹒跚着走进地狱，和逝者进行一番协商，然后开启地狱之门，揣着逝者的智慧重返人间，铺笺捉笔，竭尽心力把逝者的形象和灵魂勾勒，使其复活如初，甚而或高尚或卑劣于红男绿女。

读者是上帝，围绕这个“上帝”，在《与》书里，阿特伍德时而化身作家，时而化身读者，时而化身社会人，然而无论如何转换身份，始终“真情”不减，把读者牢牢地装在心间，不摆谱，不作秀，不掉书袋，想读者之所想，念读者之所念，写读者之所愿。“真情所至，金石为开”，敞开心扉，读者自然把她的名字深深地刻进了脑海深处。

“游离‘书院气’，依附‘地尘气’”，阿特伍德的成功实践，无疑开拓了创作论解读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