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人未知，渠首留盛名。陶岔，历史上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由于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使其成为几代国家领导人瞩目的地方，邓县先后有八万民工在此会战6年之久，铸造出一座历史的丰碑，让陶岔渠首万代流芳。

在当时极其严酷的现实面前，邓县人民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山上、树上、墙上，到处书写着“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南水北调，引汉济黄”“笑洒热汗战丹汉，战天斗地志气昂”等大幅标语。1969年元月26日(农历戊申年腊月初九)，鲜艳的彩旗迎风飘扬，在举行了简朴隆重的开工典礼后，意气风发的数万民工，迎着狂风、顶着大雪，举着红旗，喊着号子，车拉肩挑，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大胆创新 飞车鏖战

引渠工程开挖时，架子车运土上坡，开始每人一辆车，随着渠深增加，需要二人、三人推一辆车上岸。当渠深四五米时，一车土上坡需十多个人往上推，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在困难面前，建设者们敢想敢干，勇于创新，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研制爬坡器。林扒营王营连民工首先发明了“以重带重”的土爬坡器。他们把架子车下盘轴竖栽到地上，用一根绳子作拉线，绳子一端系着架子车重车上坡，另一端空车坐两个人，利用下坡的重力把上坡的重车带上岸。应运而生的土爬器简单实用省工省时，重车上坡只要四五个人就完成了。

渠深到了10米左右，土爬坡器效能大大降低。原在农机部门工作的刁河营干部刘传让，以农村浇地用的链条式水车架和12匹马力的动力机带动钢丝绳，制作出第二代爬坡器，一次带动五六把重架子车运土上岸。

白牛公社拖拉机站的机手、民工刘自武，卸掉54匹马力东方红拖拉机履带，用木头将后桥主动轮箍紧，两边两个主动轮各缠一条钢丝绳，将钢丝绳套入固定在渠底的滑轮上，可以双侧或单侧驱动带动车子上坡，用换挡掌控速度，被民工们亲切地称为“土坦克”。

飞车鏖战，与爬坡器几乎同时诞生的是飞车。爬坡器解决了深渠运土上岸的难题，飞车则解决了空车下坡，就是在空车下坡时，将架子车下盘向前移一档，形成车棚前轻后重。下坡时车尾朝前，架车人在后，人压车把，脚登轴上安的踏板或踏棍，后尾翘起，靠倾斜坡度向下飞驰，尾巴还拖着一溜烟尘，很像喷气式飞机在空中腾跃俯冲。工地上万架“喷气式”俯冲而下的场景，惊心动魄，蔚为壮观。

放“神仙土”。随着运土效率不断提高，手工挖土供不上架子车运输。民工们将开挖面劈成陡岸，下边土掏空，上边浇水向下渗，形成离土。离下一批土，足可装几十车甚至几百车，但因土质结构原因，随时有可能塌方，会造成重大伤亡。虽然指挥部三令五申不准放神仙土，但不少连队的民工为了抢工程速度、争效益，冒着生命危险，在夜晚偷偷放神仙土。

节衣缩食 踊跃支前

为支援奋战在一线的民工，邓县近六百个行政村的干部群众，人人勒紧裤腰带，像战争年代支援前线一样，节衣缩食，筹措大批物资源源不断送往工地。在各村通往渠首的大道上，牛车拉、人车运的景象，如同当年解放战争时期支前的民工，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当时的邓县青壮年差不多都到渠首工地参加过施工，有的夫妻并肩，有的兄弟同行，有的祖孙三代齐上阵。构林公社古村大队民兵连长尤吉富，带着儿子尤相国和女儿尤国玉在工地一干就是6年。张村公社冠军村农民杜泽斌，渠首工地一开工，就把儿子杜聚扬和孙子杜传石送到工地，还嘱咐道：“打仗还是父子兵，渠首工程是毛主席叫咱干的，你爷儿俩要干出个名堂来，别给咱老杜家丢脸。”不久，连队需要一名种蔬菜的，六十多岁的杜泽斌闻讯，主动要求来到工地种菜，一家老少三代，并肩奋战在渠首工地。当时最小的民工7岁就随父辈住工棚，一样喝的是黄泥水、吃的是“狼戴帽”。

三山会战 大闸攻坚

艰难困苦吓不倒勇于献身的英雄汉。民工们知道他们是在干光荣而伟大的事业，给自己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引丹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为他们的座右铭。

1970年9月14日，元庄营梁寨连队43岁的五好民兵李显勇，为抢救工友壮烈牺牲。他的老母亲又把他的哥哥李显堂送到工地，一直干到工程结束。白牛营爆破连一排排长秦永顺，在一次帮助战友排除爆破故障时，被炸掉了左手，伤愈后要求继续奋战在工地。为渠首工程建设而牺牲的141位烈士的名字，已载入邓州历史，永远被子孙后代敬仰。与烈士的名字一样永远不朽的，还有那些在渠首工程建设中受伤的2287位民工。

渠首闸建在汤山和禹山之间垭口的岩石上，既是引丹会战的龙头工程，又是一块施工难度极大的硬骨头。随着闸基石方开挖接近尾声，1971年11月至12月，大闸砼浇筑进入关键时期，指挥部决定由白牛和罗庄两个民兵营组成突击队，配合地区水利工程队的浇筑任务，并购回大批铁锤分发给两个营的民工，用人工方法加工碎石。

邓县儿女满怀“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发出“三山脚下加油干，南水北调早实现。坝基战斗打冲锋，粉身碎骨把命献”的豪言壮言，日夜奋战，如期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