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市档案馆三楼的馆藏室内，珍藏着两本与众不同的地方志：《顺治邓州志》和《乾隆邓州志》。

翻开这两本泛黄的地方志，内页多处盖有阴阳两种篆刻的日本印章“东方文化事业编委会所汇图书”，以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印章。

两本珍藏在邓州档案馆的本地地方志，怎么会盖有日本和中科院图书馆的馆藏印章?又是如何回归故乡邓州的呢?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78年3月，揭开尘封在印章背后的故事。

1978年3月的一天，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的周吉文，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了原县教育局丁声达老师。

暖阳照进市委市政府一座红色小楼2楼的办公室，春意涌动中，丁声达兴奋地向周吉文讲述刘济舟希望将《顺治邓州志》和《乾隆邓州志》(以下简称《两志》)复印回邓珍藏一事。

刘济舟，邓州市白牛乡刘楼村人，1922年2月生，1981年11月病逝。1972年至1980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负责人、情报研究室主任。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刘济舟随中国科技文化代表团访日。经中方要求，日本将《两志》等大概在抗日战争时期流入到日本的文物，归还给代表团。刘济舟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有幸见证了家乡这两部志书的回归，归国后代表团将《两志》珍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刘济舟的女儿刘洁，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退休干部，现居北京，她向笔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刘洁说：“我父亲不到20岁就远离家乡，抗日闹革命，对家乡很怀念，家乡的事儿他都很热心，对家乡人也很热情。所以当时见到家乡的两部志书回归祖国，父亲是非常激动的，他很希望能将《两志》复印回家乡邓州。”

1978年3月，曾在陕北与刘济舟一起工作过的邓州老乡丁声达到北京出差，并前去看望刘济舟。

回邓之后，丁声达将刘济舟希望把《两志》复印回家乡的事情，汇报给时任文化馆馆长的李熏祥和宣传部部长周吉文。

据周吉文回忆：“当时听了丁声达的汇报，我觉得《两志》是邓州的无价瑰宝，当即决定复印，并向财政局借款3000元，派丁声达进京办理，并由丁声达向刘济舟同志转达县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对他表示感谢。”

随后，刘济舟请人将两部志书拍摄下来，照片达千余幅，各影印20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承担了照片费用，邓县支付复印费。

不久，《两志》资料邮寄到邓县宣传部，由于是散页，后又交给印刷厂装订。当时印刷厂厂长接到任务后，表示这是一件好事儿，决定不收装订费，也算是为《两志》回归尽一份力。

精心装帧成册的两部志书复印本，各20套。按照每一套复印费200元的价格，有偿分给有关单位使用，所收费用归还财政局。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曾经在战乱时期颠沛流离至日本的两部志书，终于回归祖国怀抱，重归故土。

对此，市史志办主任刘建州说：“《两志》的回归和复印对邓州的历史和现实有着重要意义，对研究邓州清代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地理风俗、气象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顺治邓州志》收录大事贴合实际，荒诞怪事一概不录，内容丰富翔实，在河南旧志中是极为少见的，而两部志书都全面周详地记载了当时水利发展情况，十分难得，是我们修志、存史、育人、资政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如今，时代的风烟消散而去，两部志书成为永不枯竭的智慧和力量，滋养着邓州人民以史为鉴，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