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悔。

　　每当我吟诵陶潜《归园田居》这首诗时，我的心就被诗中的意境所沉醉，感叹陶潜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还是伟大的劳动者，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回乡隐居，自食其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自己的幸福，这一点是古代许多士大夫所难以企及的。诵读此诗我豁然明白，诗和远方并不虚无，学习和劳动并不矛盾，福字带田，福出劳动，劳动就是惜福。

　　有人说，陶潜的劳动是在作秀，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劳动者，“草盛豆苗稀”就是证据。其实，凡是有种豆经验的人都懂得，种豆必须稀。农谚云：芝麻一尺谷八寸，绿豆要向箩头问。这句农谚说的就是各种庄稼应该保持一定的株距，芝麻与芝麻之间要保持一尺左右的间距，谷子是八寸的间距，绿豆地里株与株之间，要能放下一个箩头(篮子)。因此，陶潜是一个合格的农民，他的诗不仅写得好，种庄稼也是一把好手。

　　陶潜的这首诗也勾起了我的劳动情结，让我对劳动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其实，从小到大，我就一直没有脱离过劳动，即使参加了工作，也是如此。因为，我是一个有着很深劳动情结的人。

　　我时常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脱离了劳动，就像人离开了空气，鱼儿离开了水，自己的生活就显得虚空，生命就不知道该怎样维系。基于此，我最爱去的地方，一个是自己的学校，另一个就是自己家的那几亩责任田，哪怕从它身边走一趟，心里也是舒服的。

　　每年一进入盛夏，劳动成了我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田地里的花生、玉米、芝麻、绿豆翡翠似的铺满了地，杂草也像绿玻璃杂然其中，除草就成了愉快的工作。假期中，当东方露出一线曙光，我的劳动就开始了。

　　晨风中的我，骑上电车，带着锄头，与妻一道走进田野，走进我那片绿豆地里，萋萋的荒草淹没了满地稀疏的豆苗，我要像陶潜那样“晨兴理荒秽”，将豆苗从荒草里解救出来。

　　同村的人看到我弓身在豆苗间，汗水浸满了我的脸颊，露水打湿了我的衣衫、鞋袜，就笑骂我，不知道享福，每月拿几千元工资，还要下地劳动，遭这份罪!

　　我笑答，你恰恰说反了，我没受罪，我是在享福呢!村人一看我沉醉的样子，觉得我已不可救药，摇头叹息着离开了。

　　到田里去劳动，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享福，更是惜福。著名作家张天敏先生在《乡村的伤口该包扎了》一文中，对那些在村头打麻将，不愿下地劳动的妇女们痛惜地写道：农民既不出门打工，又不下地劳动，“如把福字拆开了，示字后边一口田，人不沾田里地气，不晒太阳，就把福字拆残了。”伤了福字，不生病才怪呢。张先生认为，下地劳动，面朝黄土背朝天，对人是最好的保养——灿烂的阳光照着大地，也照着村妇的脊梁，那是补充给人体热能的良药。遍地的植物内存绿色素，在光合作用里倾吐芳华，使田园里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超过城市百倍。妇女们在地里翻红薯秧，腰身腾挪转动，很像城里人做的八段锦体操，张先生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妙解，对田间劳动如做“八段锦”体操的巧喻，使我的劳动找到了新的注脚，赋予了不一样的内涵。何况劳动中大汗淋漓，不就应了前几年热了八度的“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的广告词吗?

　　每日在田间劳作，侍弄着自己的庄稼，毎一株庄稼苗像自己的孩子，更像自己的学生，翠绿得可爱，鲜活得可爱。它们身边长杂草了，叶片上生虫了，生病了，你小心地为它除草、培土、浇水、施肥、喷洒农药，就像教育学生一样，让它们都踏上健康成长的幸福之路，那份欢乐，那份幸福，怎能用语言来表述?何况在劳动中，我接受着日光浴，做着“八段锦”，除了皮肤黝黑之外，汗流带走了我一身肥膘，体重下降了，疾病吓跑了，每天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这不是福是什么?何况还有偶成的文章与好友们分享，这惜福招来了福，是福上加福啊!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悔。”耕耘田间，我才领悟千年前陶潜辞官归隐的要义，一个人只有摆脱了名利的约束，把身心沉入到生产劳动之中，幸福才显得不卑不亢，才会如源头活水，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