诲人“不欺” 唯德是依
邓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叫贾黯,范仲淹知邓后即拜范仲淹为师。庆历六年(1046年),贾黯考中状元后回乡省亲,拜谢恩师范仲淹,并请教立身为官之道,范仲淹对他说:“君不忧不显,唯‘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贾黯如获至宝,终身佩服践行,官至御史中丞,一生洁身自善,为官耿直,遇事敢说敢为,深得皇帝赞赏和世人称赞。后人感叹: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为一代名臣矣!
不欺,在当时就是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自己的良心。“不欺”二字是范仲淹道德操行的高度概括,是其忧乐思想的精髓。他一生为官、做人、处事、治家,都自始至终贯穿着不欺的信条,在大是大非面前唯德是依,敢于担当。
范仲淹一生重视培养选拔人才,即使晚年谪知邓州期间,亦然不顾自己的险恶处境,举荐贤才,希望有用之才为国重用。其中一次是举荐襄州知州王洙,说王洙“文辞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缙绅之中,未见其比。”接着为王洙遭贬辩解,赞扬了王洙在襄州的善治,建议朝廷对王洙“就近迁职,别领大藩。”最后还担保说:“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罪。” 为国惜才、敢于担当之胸怀跃然纸上。
筹划义庄 制定家规
范仲淹在一生历练中,形成的既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又有独特闪光点的家风,堪称一流,无可疵议。朱熹称范仲淹家风对北宋士大夫“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起了倡导作用。范仲淹晩年更加重视家族、家庭、家教、家风的至善至臻,寄希良好家风能代代传承,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一个基点。
源于邓州的“义田活族”典故就是一例。范仲淹知邓时已58岁, 经一生奔波操劳,积劳成疾,病体难支,自知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将到尽头,于是为社会着想,着手筹划创办义庄之事。他在《告子弟书》中道出了办义庄的初衷:“吾吴中宗族甚众,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宗族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
皇祐元年(1049)正月,范仲淹由邓州调知杭州。赴任途中顺道回到祖籍苏州,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同父异母的兄长范仲温,并商定献出自己的全部积蓄,由范仲温购田创办义庄。后来范仲淹又从杭州专程去苏州,与族中长辈们共同议定了义田的管理办法。范仲淹去世后,后人一方面增置义田,一方面增补族规,使义庄管理不断完善。范氏义庄900多年,义田最多时达五千多亩,在周济族人,稳定社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研究说,范氏义庄是大同社会的萌芽。
范仲淹知邓州期间,利于闲暇时间主持修编族谱,制定族规家训。庆历六年丙戌桂月上浣日(1046年8月4日), 仁宗皇帝特御制《范氏族谱序》赐范仲淹。仁宗在序言中写道:“诗书之泽长,礼逊之风懿矣。须各训儿孙,世敦诗书,恪守忠孝,此乃人心千百年不可磨灭之谱也。诚聚而博稽,倘有赞言僻行,共群起而创艾之,则范氏源远勋旧,永偕生生之无替与国咸休矣。范氏族谱,其尚钦哉!”我猜想,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篇皇帝为大臣族谱写的序言吧。
范仲淹在族谱中还订立了族规:“族人之中,不论亲疏,当念同宗共祖,一脉相传。务要和睦相处,不许相残、相妒、相争、相夺;凡遇吉凶诸事,皆当相助、相扶。庶几和气致祥,永远吾族家人炽昌。”并总结了《家训百字铭》以励后人:
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
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
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
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
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
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
字纸莫乱废,须报五谷恩。
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
处世行八德,修身奉祖神。
儿孙坚心守,成家种善根。
姑苏人去三千里,宛邓惠沾百万家。范仲淹离开邓州后,邓州百姓感其恩泽,不但在百花洲畔建范公祠,在古城内建景范楼纪念他。而且对范公创办的花洲书院、百花洲、春风阁更是爱护备至,不断修葺使之成为邓州的一处胜景,明代称“花洲相迹”,清时叫“花洲霖雨”,居邓州八景之首。近千年来,范文正公祠香烟缭绕,花洲书院弦歌不断,这座传范公薪火、承“忧乐”精神的千年学府,已成为莘莘学子及百姓祭奠英灵和缅怀先贤的一方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