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州西部三山一带，一个悲惨的故事亘古流传：过六十甲子以后的老人，全部要送到村外一个砖箍墓里等死!此墓群连成一片，一般都会背靠陡坡而建，坡后挖一坑洞，下大上小，恰能蜷曲一人，墓前用青砖垒砌券门，券门上方仅留两块砖的小孔，以供透气和儿女探视。这就是传说中的“寄死窑”，窑中仅放一盏棉油灯，一个盛满食物的瓦罐，一个舀饭的黑瓦碗。

按照律法，孝男孝女不可二次送饭，如果偷送被守墓人发觉，抓住一次，便罚一块砖头垒堵洞口，抓住两次，洞口堵死，人就被活活闷死在墓里。

笔者对这个邓人弃老的传说，从小就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与中原儒家文化大相径庭，甚至有悖伦理纲常。中国的传统历来提倡孝字当先，怎么可能会出现如此残忍之恶俗?

为此笔者走访了土生土长在彭桥的三位老人，70多岁的彭承孝老人说：“六十花甲，都说是六十岁换甲子，哪个朝代说不清楚，人到六十，自己去村西公墓挖一个寄死窑钻进去，画地为牢，让子女从外面用砖块垒死，不几天人就死在里面。”王姓老人接着说：“寄死窑或是自死窑、急死窑，传言没个准，音同字不同，反正都是一个意思。过去犁坡地，时不时就能犁出来一堆半截老砖，只要发现下面有瓦罐陶片和黑瓷碗片，准知道这附近全是活死人墓地。”

另一位八旬老人耳不聋眼不花，他说：“咱这地方，没啥大惊小怪，过去村村都有这玩意儿。鸡老不繁蛋，人老光耗粮，要说我这岁数，换那世道早就沤成骨头渣啦!”

通过走访得知，在邓州彭桥、杏山一带，确实存在着大量“祭祀窑”这样的墓葬遗址，也称作自死窑、弃死窑、气死园、寄死窑、急死园等等。为此笔者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却发现这种令人发指的墓葬制度起始于唐末，兴盛于五代十国，废止于北宋初叶。

据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 刑法二载：“太祖建隆四年七月九日，武胜军节度使张永德上言,当道百姓家有疾病者，虽父母亲戚例皆舍去，不供饮食医药，疾患之人多以饥渴而死。习俗既久，为患实深。已喻今后有疾者，不计尊幼，并须骨肉躬亲看视，如更有违犯，并坐严科。”《续资治通鉴》 卷三载：“唐、邓之俗，家有病者，虽父母，亦弃去，故病者辄死。武胜军节度使张永德以为言，已未，诏禁之。”

张永德，字抱一，并州阳曲人。公元961-977年任武胜军节度使(武胜军军治穰，今邓州属地)，《宋史》钦定《续通志》有传，太祖即位，加兼侍中，永德入朝，授武胜军节度，太平兴国六年，进封邓国公。

从上述记载可知，邓州历史上在宋代以前，确实有过“病者弃养的习俗”，经武胜军节度使张永德上言，朝廷诏令禁止。这恐怕就是传说中六十换甲子的故事源头，以至于留下口口相传的寄死窑、弃死窑、自死窑、气死园、急死园等均为口语谐音。

在离邓州城不远的丘陵和平原区域，还有一种叫瓦罐坟的风俗，即是孝子要把年满六十岁的父母，安置在村外预先用青砖砌好的瓦罐坟中。不封墓门，每送一次饭就在墓口砌一块砖，就这样，过不了多久老人就死在了墓中。陪葬的东西很少，就是一个瓦罐一个破碗什么的，用来装水或是饭菜。最后砖把坟的窗口堵死了就算安葬了亲人。这种坟墓的样子至今在邓州刁河两岸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影子，这种坟墓也是邓州历史上活埋“花甲人”陋习的另一个证明。

百善孝为先，爱吾之老以及人之老。邓州这地方是一个尊老爱幼的礼仪之乡，如此陋习简直是在抹黑邓州的璀璨文明。在那个生产力严重低下的岁月，我不齿于用最肮脏的想法去揣测先民们弃老保命的无奈之举，但触目惊心的事实就血淋淋地摆在眼前，多年来让人痛心，让人费解。

仔细想来，寄死窑弃老现象不是邓州先民的陋习和恶俗，而是封建专制制度无德无耻的罪恶!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把农民一年到头积攒的口粮据为己有，人为造成一次又一次人吃人的灾荒。唐代诗人李绅写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唐末乱世，五代十国，你方唱罢我登台，频繁的战争让百姓食不果腹、朝不保夕。在如此惨境下，无生产能力的老人们就成了当政者丢卒保车的弃子，而无可奈何的老人们，为了让子孙幸存，也横下心来慨然赴死。历任官府隐于史册的不成文的屠杀行径，已经让一代又一代的穷苦百姓约定俗成，在道德和良心的双重撕扯中，心碎一地，变得麻木不仁。

古代医学不发达，一旦染病，无异于等死。横竖都是死，何不远离村落自生自灭?这样才能更好地遏制自身的传染源，让更多不被瘟疫接触的后人存活下来!这种“一人不死，万人难逃”的无奈之举，正是邓州这片土地上历代先民甘于自我牺牲的优良传统。

活活饿死病死在墓中的先人，把死亡的阴影留在活死人的墓里，把活下去的希望留给了子孙后代，他们更应该享受今天邓州本土人的虔诚祭祀，把邓州的这种活死人墓，称之为“祭祀窑”更为准确。

站在废址边，遥想昔日的风物，总把几滴清泪，留给作古的土著。

安息吧，多灾多难的邓州先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