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想走近花洲书院，走近范仲淹。这不，尽管午后的阳光很热烈，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花洲书院，走向范仲淹。

穿过高大的牌楼，踩在长方形灰白条石上，仿佛踩在了一块块琴键上，历史的乐章訇然响起。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989年10月1日，生于父亲范墉任职的河北成德军(今河北省正定县)节度掌书记官舍。两岁时，父亲不幸殁亡，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给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朱文翰。稍大，就独自搬到了寺院，以锤炼心性，发奋图强。每天早晨，他提前煮好一锅稠粥，然后放凉，划成四块，早晚各取其二，撒上盐和韭菜末，就成了佳肴。

范仲淹性情刚烈，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23岁就收拾了几件衣物，只身踏上了去南都(今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求学的道路。

在应天书院，范仲淹昼夜诵读。困得实在不行了，就用凉水浇脸;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拿稀粥充饥。那种艰苦，绝非常人能够忍受。当时，有一个同窗，是南京留守的儿子，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就把其情况告诉了父亲，留守深受感动，让儿子给他带去了美食。范仲淹却拒绝了，理由是如果接受美食，以后粥就喝不下去了。

整整五年，他从未解衣就过枕。正是靠着这种拼劲和韧劲，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27岁的范仲淹一举中第。

入仕后，范仲淹奔走呼号，竭力提请朝廷清除积弊。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他任大理寺丞，但“位卑未敢忘忧国，一腔热血荐轩辕”。上任伊始，即上了《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以厚风俗，整武备以御外患，重馆选以养人才，赏台谏以开言路”等建议。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为母守丧期间，仍揣哀写下万言的《上执政书》，提出“固邦本，厚民力，备戎狄”等六条改革主张。

当然，范仲淹这样做，全是公心使然，根本没有一点私欲。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宋仁宗业已成年，章献太后还抓住权柄不放，范仲淹“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了《乞太后还政奏》。章献太后盛怒之下，一纸贬书，把他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任通判。曾经荐举他的晏殊惶恐至极，予以严词责备。范仲淹则道：“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宋仁宗准备废黜郭皇后，绝少大臣发声，范仲淹则伏奏郭后不可废，结果被贬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即便如此，他仍借《睦州谢上表》讽谏：“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冬，范仲淹征调回京，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彼时，吕夷简任相，在人才选拔上，大搞“裙带关系”。“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虑及国家前途，愤而上《百官图》：“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得知情况，吕夷简反诬其“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仁宗宠信吕夷简，把范仲淹贬往饶州(今江西鄱阳)。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正月，主持“庆历新政”失败的范仲淹被贬邓州。虽然辛酸满腹，但意志并没有消沉，因为尽管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主张，但同样可以在一方沃土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正是抱着这一想法，甫一踏上邓州大地，范仲淹就着手复制心中的蓝图。安居乐业，是蓝图中的第一要素。而安居乐业的前提，得确保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衣食何来，来自农桑。范仲淹治政措施的第一条，即为“厚农桑”。他经常到田间地头，或亲自耕种，或清除阻碍，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全社会倡导重农务农之风。当然，有了舆论氛围，保障措施也得跟上。为此，他带领吏民广修水利，辅之以“减徭役”之举，以劳代役。

由于措施得力，邓州很快就出现了稼禾丰茂、桑业兴旺、政通人和的喜人景象。正如他在《酬李光化见寄二首》中所描述的那样：“庭中无事吏归早，野外有歌民意丰。”

如此升平景象，要是放在一般官吏身上，怕是早已知足，然而范仲淹却不。因为蓝图中尚有第二要素是诗书修身。于是，在能让百姓吃饱穿暖的同时，他更下大力气开启民众鸿蒙。为此，他一手创办了花洲书院，除了聘请专职老师，每遇闲暇，范仲淹也会走进书院授课，全力培养邓州子民。

可以说，他把能给的都给了邓州百姓，然而于己，却极尽苛刻，平时居家，从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

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六十四岁的范仲淹旧疾缠身，感觉大限将至，特呈《遗表》，只字未提身后事，念念不忘的全是邦国兴衰：“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走近范仲淹，就走近了一种情怀，一种先人后己的情怀。这情怀，将让你的心境超凡脱俗。

花洲书院里，太阳晒得地面热浪滚滚，即便站着不动，汗水犹自顺着额角淌过脸颊，可三五成群的游人竟没有一个躲进荫凉，相反，齐齐聚在范仲淹的铜像前，或自拍，或请人拍，把自己和范仲淹一同装进一帧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