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年)以《岳阳楼记》一文，名传千古，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名言，可为妇孺皆知，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范仲淹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到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殉职于赴颍州(今安徽阜阳)上任的途中徐州，先后为官三十七年，历知州县，又数任朝官，既出宋夏战争前线为将，又入朝廷为相。韩琦(1008—1075年)称赞他“雄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王安石(1021—1086年)评价他“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黄庭坚(1045—1105年)则以“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至今文经武略，衣被诸儒，譬如蓍龟，而吉凶成败不可变更也”概之。

在范仲淹的从政生涯中，蕴涵着极为宝贵的政治思想与智慧，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其为政之道最为突出的则是“以天下为己任”。朱熹(1130—1200年)对其总结为“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首先表现在他“有忧天下之心”。中国古代士人，历来具有比较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人生、社会所遭遇的苦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前551—前479年)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所忧的是道义;孟子(前372—前289年)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所忧的是人生;西汉初年，贾谊(前200—前168年)多次向汉文帝(前180—前157年)上书陈述政事，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贾谊所忧的是国家的安危治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忧患意识是一种忧国、忧民、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且像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他思想境界远远超出一般士大夫之处。

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十二月，时任监泰州西溪镇盐仓的范仲淹，即上书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张知白(?—1028年)，渴望有机会“言天下之道”，以便“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四月，范仲淹又直接向垂帘听政的刘太后(1022—1033年)和宋仁宗(1022—1063年)上书《奏上时务书》，直言极谏“欲倾臣节，以报国恩”，他提出了救文弊、讲武备、选贤俊、抑侥幸、崇圣德、少巡幸、纳远谋、勿独断等八项建议，着重指出要“外防夷狄、内防奸邪”“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当时，范仲淹只是一个掌管盐税从八品的小吏，“泰州西溪镇”即今江苏省东台市，由此可见范仲淹身在海隅，心忧天下，可谓“退亦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入朝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九月，即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言“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并提出十项改革措施，绝大多数被宋仁宗采纳，史称“庆历新政”。可谓“进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这样的感慨“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先忧后乐”正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又一突出表现，也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过一般士大夫之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然是在他五十八岁时才见诸文字，但却是他一贯的思想。欧阳修(1007—1072年)在《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充分说明“先忧后乐”是范仲淹经常“自诵”的格言，他之所以有“先忧后乐”的思想，正是因为他具有“慨然有志于天下”的“大节”。

范仲淹不但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为官清白，富弼(1004—1083年)在《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中概述其“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范仲淹晚年知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他断然拒之，并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余，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于是“尽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范氏义庄历九百年而不衰，为范氏家族的繁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远超乎治第洛阳树园圃之上。范仲淹之乐是“道义之乐”，已远远超出“形骸”“居室”之外，“心忧天下”即是其乐。

(本文为《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的节选，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特别顾问、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