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花》及八大山人书画

2020-08-06 17:19:38 作者:杨娴娉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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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花》是八大山人七十二岁古稀之年所作,这幅高0.47米,长12.92米的巨幅长卷,墨气淋漓,笔法娴熟,不仅是山水画和花鸟画高度融合的丰美画卷,也是历史上诗、书、画、印都很精致的水墨写意精品。因为这幅图卷的绘画和书法都很出彩,历代人都习惯把《河上花》分为《河上花图》和《河上花歌》两部分来赏读。《河上花歌》是《河上花图》的卷尾自赋诗,不仅文案意境朦胧迷幻,其书法的清润华滋、怪伟潇散,更是充满魅惑之趣,并与《河上花图》的率意笔墨相辅相成,又各呈异彩。

八大山人早期的山水画,受过董其昌的影响,但与董的温润情趣不同,而是劲泼荒率,绝无媚态,格局脱胎于黄子久而更为古拙奇特。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思想方法来吸收和发展传统的,常常是“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其较早的花鸟画可以隐约看出是从明代“画院体”的著名写生画家吕纪、林良处变化而来,水墨花卉荷花、松树等又受徐青藤一定的影响,富有深厚的感召力。更微妙的是从民间艺术中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有一种“稚拙清新”的魄力。这幅《河上花图》虽然主题是花歌或荷花歌,但并非全卷都是枝繁叶茂、荷叶田田的生机昂扬之气,而是掺杂着残石剩水,荒坡秃堤,嫣然一派“零碎山河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的清冷景象。这和王石谷画的山川清丽、城郭繁荣完全不同,与黄子久的苍率、倪云林的简单结构不同,同所谓残山剩水马夏的画风苍劲不同,与董其昌的温静润饰也显然向佐,这种荒凉之景,并不是颓废的、伤感的,而是为了塑造典型破碎山河的意境,深深寄托亡国之痛。

富有民族气节热爱祖国的文人画家,是八大山人最为人称道的标签,作为明朝的后裔,祖上封藩在南昌,姓朱,名耷,字雪个,号八大山人,谱名统,一般比较熟悉的是“朱耷”或“雪个”这个名字。他十九岁时,明朝灭亡,这位年轻倔强的贵族子弟,没有选择向清朝统治者奴颜婢膝称臣,而是傲骨冰心做一个终身布衣。他题在字画上的总是“八大山人”四个字,这个称号十分奇特,有意将八大和山人各自联成似“哭”似“笑”,非“哭”非“笑”,它的含意据传说是很深刻的,由此可以体会到他为故国的沦亡而痛苦凄楚的心情。为了逃避那种境遇下的世俗之事,他削发做了和尚,后还俗又做过“道士”。他曾经装聋作哑,在门上贴了一个大大的哑字,与人不语,手势示意。爱哭、好酒,常布帽长袍、烂鞋,疯疯癫癫,总之都是为了遮人耳目自保安康。由于其性格孤傲狂狷,于常人多不屑一顾,世人因爱其书画,多苦求片纸只字难得。

八大山人嗜酒如命,有些人知道了他的这个特点,就置办酒肴,殷勤招待,并事先准备好笔、墨、纸、砚,待其将醉时,把文房四宝放到他面前,他就抓起毛笔,狂呼大叫,洋洋洒洒,一会就能写几十幅。但在他清醒时,就是拿出百两黄金,也不为之写一字。有的达官显贵,或拿着绫绢请他写字作画,他接受下来之后说:“留下来我做袜子用吧。”也不给人家写画。所以,那些达官显贵为想得到他的字画,常常出高价从山僧、村人,或酒店老板那里购买。他的书写大多来自他骨子里的不忍颓废,常常把所处周围境况和思想意境都寄托于笔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画观,笔墨越来越显得凝重深厚,丰茂拙朴,战斗的气氛更趋于坚韧,在造型上更简化、更侧重神似。《河上花》中的荷梗、石、草等,就是简而单,表现的气势却富有生气和生命力。

《河上花歌》的书写,是延续了他一贯散发的清冷气息,行书笔意中窥试着草书的任性,低调、压抑,情绪冷凝,欲扬又止。他用简单的富有弹性、等粗的线条,以不动声色的力量,把内在的深沉表达得很是剔透,让读者不忍离开视线,只想再往深处探究。清张庚《画徽录》记载:“八大山人有仙才,隐于书画,书法有晋、唐风格。”八大山人的书法自王献之、 颜真卿后,自称一家,《河上花歌》的用笔同样异于常人。“花歌”通篇线条圆润、深邃、沉静、古拙、朴茂,每一笔从起始到末端都安排得很规矩,收拾得很果断,很难看到锋芒和圭角出现,每一个字都像穿了件卫衣,包裹的很严实,内质精神很难泄漏,让人很想欣赏又难以进入其中。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动笔时惯用的中藏心机的平静,几乎与画卷部分创作时的状态无缝对接。书写时顾不得字形是偏是正,倾斜欲倒,只知从上下行,写到纸沿收笔起行,甚至看不到抬腕起行的痕迹。这样的本性书写,与其画卷那些荷、草、鸟、石一样,不究法度,只顾把喜怒哀乐深藏在笔墨乾坤里。这种深婉不迫的美感,是一种历尽岁月山河、走过平湖烟雨、品遍人生百味之后的薄凉干净之美。

不可否认,八大山人在书画艺术领域开辟了新天地,创立了自己的笔墨语言,给后代书画家作出了敢于打破陈规的好榜样。其书画作品,具有鲜明的爱憎,笔势雄阔,精力旺盛,笔简意赅,雄奇酣畅,给人的印象是倔强、坚韧、雄奇、痛快,满卷充满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悲愤苍凉的艺术感染力。看了他的书画作品,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敢于在艺术领域中大胆创造,无论在接受传统方面,在主题思想上,笔墨技法上,布局构图上,甚至题款上等,都敢于冲破陈规,跳出前人的窠臼,为创立新的笔墨风貌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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