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中学，就熟读、背诵《岳阳楼记》，文辞朗朗上口，抒情写景议论，文采飞扬，已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警示百代，更是耳熟能详。年岁日长，理解渐透，愈感范公之语“经天纬地”。又读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服务》，更理解“人民利益，重比泰山”。回看身边，体现“忧乐”精神的桩桩件件太多太多，单单“渠首精神”就足让我们无比自豪。生在邓州，长在邓州，工作在邓州，我们不愧有花洲书院，不愧《岳阳楼记》诞生地的美名。

1952年10月，毛主席视察黄河时，思考“向南方借水”，1958年，中央决定建设丹江口水库，奏响了新中国战略治水的乐章。九年成功地奋斗，又吹响了建设渠首的号角。

1969年1月26日，在凛冽的寒风里，20000多名邓州(当时为邓县)民工，在陶岔的石盘岗举行了开工典礼，眨眼之间，成千上万的人，在山前山后摆开了热火朝天的战场。当时缺水、缺电、缺物资、缺设备，工地工人住的是茅草棚，地上铺的是麦秸，打地铺群居。冬季天寒地冻，夏季酷暑湿热，好多民工患上风湿病。生活上，吃的只有红薯面窝头，喝的是好几里外挖的泥坑渗出的浑水。但艰苦的条件，并没有阻挡和降低广大民工们建设渠首的热情和信心。从当时流传的“冷了想想罗盛教，热了想想邱少云，渴了想想上甘岭，饿了想想万里长征过草地爬雪山”的民谣式说法，就可见一斑。

在工地，邓州人民用铁锨一锨一锨地挖，用肩膀一筐一筐地抬，用架子车一车一车地运。渠越挖越深，土越堆越高，坡越来越陡，拉土上坡越来越困难。“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工地的艰苦条件下，工人们为了节省人力，提高效率，群策群力发明了爬坡器，三十多台拖拉机，一字排开，牵引着几百辆架子车，穿梭于坡上坡下，场面蔚为壮观。

那一群群热血沸腾的民工，绝大多数人没有去过北京，更没有人亲眼见过天安门，但他们的心里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他们的心早就和北京连在了一起。

“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在渠首忘我拼搏的精神，不正是范公“忧乐”精神的现实体现吗?

为了让首都人民喝上丹江水。邓州人民不怕牺牲，父亲倒下了儿子冲上去;哥哥倒下了弟弟冲上去;丈夫倒下了妻子冲上去。用热血和汗水，用生命和灵魂构筑南水北调的英雄渠、精神渠、史诗渠。

43岁的元庄汉子，“五好民兵”李显勇，时时身先士卒，忘我奋斗，在心里，时刻把民工兄弟放在第一位，一次土坡塌方，为抢救被塌方土掩埋的工友，不幸壮烈牺牲。哥哥李显堂接过弟弟的工具铺盖，继续奋战在渠首工地。“工地上发生意外，如果牺牲了，没什么，为南水北调而死，为人民利益而死，这是光荣的。”英雄陈志刚在给指挥部的遗书里如是说。

经过八年艰苦奋战，开挖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若堆成一米见方的堤岸，可绕地球一圈半。八年来，为了建设渠首工程，邓州倾尽全市人力、物力、财力，筹集0.9亿元人民币和1.5亿斤粮食，从17到30岁的青年35万名，有20多万人在工地奋战过，其中有2283人负伤致残，141位牺牲在工地。

渠首工程开闸放水时，沿渠两岸人挨人，人挤人，激动的人们有哭有笑，但哭声和笑语都透露着一种幸福一种甜蜜。为了确保淅川县移民后靠安置顺利完成，1972年12月，邓州把九重、厚坡两个公社，包括29万亩耕地及其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划给淅川。移民安置期间，邓州人民腾出宝贵的土地，热情地接纳了6万多库区移民。

邓州人民的这种舍小家为大家，心忧天下的胸怀，以及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高尚品格，不正是对范公“忧乐”精神的完美诠释吗?

1972年9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了解陶岔渠首工程后大为震撼，称赞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流引水工程。中央水利专家称，像这样跨流域的调水，对整个中华民族，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2003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开工，经过十几年的日夜奋战，2014年12月12日长1432公里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通水，每年供水可达95亿立方米。这一泓清澈的南来之水惠及了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等沿线10余个大中城市，受益居民达到4000多万。沿线受水省市供水量有效提升，居民用水水质明显改善，地下水环境和城市河湖生态显著优化，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同步凸显。

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道：“渠首精神载入中华文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她是华夏民族的一份宝贵财产，是华夏民族灵魂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通水了，清清的丹江水，滋润着京津冀和中原大地，四十多年来，邓州人民的奋战牺牲，终成正果，也由此形成的“渠首精神”将和范公的“忧乐”思想，如日月双辉，激励照耀着我们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