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有甜蜜，有苦涩，有温馨，也有伤感。所谓人生百味，只有经历过，才会从中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大 舅

我曾经无数次想象大舅的样子：个头较高，性格豪爽，如母亲一样诚挚待人。潜意识中，外甥随舅，我试想自己和大舅十分相像，只是一直无法考证，因为我从未见过我的大舅。我们一家人除了母亲，谁也没有见过大舅，包括我的父亲。

对大舅的模糊印象，仅存于母亲的描述中：大舅是母亲姊妹几个中的老大，母亲兄妹四人，大舅居长，母亲最小，中间还有二舅和小舅，他们都出生在解放前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饱经战乱和灾荒，生活苦不堪言。

听母亲说，大舅十几岁时到英庄街赶集，被国民党抓壮丁一去不返。大舅被抓壮丁后，外公和外婆痛不欲生，担心儿子的安危。所幸的是，很快大舅就托人给家里捎信说，他所在的部队在南阳附近集训，一切安好，让家里不要太担心。在母亲一家人的担惊中，大舅所在的部队很快开往前线，同人民解放军作战，从此杳无音信。是战死?还是随国民党残部撤退到台湾?一直是一个谜团。直到母亲离世，她对这个失散多年的哥哥还一直念念不忘。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海局势缓和，实现了“三通”，台湾和内地的交流逐渐增多。不少台湾的老兵写信回来，甚至拖着老弱之躯回乡探亲，畅谈亲情。母亲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升腾起希望，盼望着有一天大舅也能从天而降，从台湾飞回来与她相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母亲在痛苦的煎熬和失望中离开人世，终没有和大舅见最后一面，成为一生的遗憾。

老 徐

老徐在我们这里大家只知其姓，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时间长了，村民就喊他“老徐”了。老徐祖籍四川，解放前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连长，他的部队属川军，川军以骁勇善战而闻名。老徐应该打仗比较厉害吧，要不怎么会当上连长呢?但毕竟那时的国民党部队派系林立，贪腐成风，老徐的部队很快被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老徐成为解放军的俘虏，被宽大处理，下放到我们这里进行劳动改造。

从我记事起，老徐就和他的母亲住在生产队养牛的院子里，院子由东北西三排瓦房，除了十多间牛屋，养牛的大掌鞭在各自的牛棚侍候耕牛，就老徐一家住在这个院里。那时候耕牛是生产队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大掌鞭在生产队都是有身份有威望的人。老徐因为自身有污点，和他的老娘生活在这个嘈杂的环境，倒也没什么怨言。

记忆中，老徐中等个头、秃顶，脑门锃亮。在生产队劳动，老徐基本上是一个寡言的人，干活却很卖力，重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所以老徐虽然成分不好，村民倒也没有太为难他。老徐的母亲那时已老态龙钟，人却和蔼可亲。她有咳嗽的老毛病，家里总放着止咳糖浆。我们小孩子在场院里打闹，有时捉迷藏钻到她家，她总会拿些零食或糖浆给我们，那些温馨的回忆至今难忘。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十几个小孩在他家门前玩耍，玩累了我去他家讨水喝，老徐的母亲笑着用水瓢从水缸舀出水来递给我，然后盯着我说：“这娃子耳垂大，有福呀!”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句话还时常萦绕在我耳边。虽然人到中年，生活过得平平淡淡，也经历过太多的不如意，但这位老太太的话却一直温暖着我。

后来，老徐带着母亲回四川原籍去了，和我们这里彻底断了联系。老徐你在家乡还好吗?

老 褚

老褚或许记得我，但我那时太小，对老褚一点印象都没有。

老褚人高马大，满脸络腮胡，说话一字一板，是个文化人。老褚本来在县委工作，就因为人正直说错了话，下放到我们这里劳动改造。

老褚到我们这里带着行李卷，被安排在生产队一间废弃的仓库里。虽然老褚是干部，但因为犯错，他必须和社员们一起劳动。父亲当时是生产队长，对老褚很同情，平时仅安排他干点轻活儿，有时我们家改善生活，还总邀请老褚到家来打牙祭。一来二去，老褚和我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文革”结束，老褚平反昭雪。临走的那天，父亲正好没在家，聪明伶俐的二姐平时很招老褚喜爱，他特意买来一包果子塞给二姐，嘱咐说：“你爹回来，让他有事一定要到县城来找我。”

改革开放以后，听说老褚的职位连续升迁，父亲却一次也没找过他。别人问及，父亲总说人家是大干部，咱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呀。父亲“做好事，无愧于心”的言传身教，至今仍影响着我们。

特殊时期，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人间温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奉献出一份微薄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