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层出不穷，尤其是富有担当精神的志士仁人更是群星闪耀，照亮了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空。宋代的范仲淹就是其中光彩夺目的一位。

说到担当精神，在范仲淹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早在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刚刚入仕在广德司理参军的任上，他秉公断案，常常与太守意见相左。面对太守的霸道，他据理力争，并把抗诉的过程书写在屏风上，当太守听说他的屏风已经写得密密麻麻时，略显愧色，并不再过分干预范仲淹的职守。此时范仲淹所表现的担当精神，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冤假错案。

天圣二年，范仲淹上书呼吁修复捍海堰以防治沿海居民的水患。后他任兴化县令，带领泰、海、楚、通四州的民众四万余人，筑堤修堰。虽然他因丁忧而离开了工地，然百姓们仍铭记他的首倡之功，将此堤命名为范公堤。而今遗迹尚存，堤上葳蕤的青草似乎年年都在感佩范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精神。

天圣七年，范仲淹由晏殊举荐，到朝中任秘阁校理。当得知仁宗帝要率群臣为刘太后祝寿，他大胆上书谏阻仁宗。他说：皇帝有侍亲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这种以家国情怀为重的担当精神，维护皇帝尊严的壮举令人钦敬。要知道在封建社会，皇帝乃是国家的象征，皇帝的尊严便是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大宋的靖康之耻，徽钦二帝被掳，接着便改朝换代就是一个明证。

后来的范仲淹虽遭受几次贬谪，然范公愈挫愈勇，他历三黜而不悔，始终分国忧于千里。尤其在抵御西夏的过程中，他自请兼任延州知州，将生死置之度外，这是何种的担当精神?在抵御西夏的几年中，他始终以国家利益至上，以朝廷尊严至上为自己的出发点。在与李元昊来往谈判的过程中，他宁愿自己背负“擅专”的罪名，亦将元昊来书“其不可闻者二十纸，悉焚之”(见周鸿度《范仲淹史料新编·范仲淹年谱》)。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怕有损于仁宗皇帝尊严的污秽之词玷污了宋廷。固然有朝中大臣如宋庠等愤而要斩之而后快，但几经杜衍和吕夷简的论救，基本上默认了范仲淹这义无反顾的做法。正是因为范仲淹具有顶天立地的担当精神，所以在几年戍边的艰苦岁月中他秉持攻守二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修城筑寨，待机而动，终于使西夏无利可图，走向和宋廷结盟息兵的议事厅中。

庆历三年，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面对仁宗皇帝想励精图治、重振朝纲的期望，他提出了十条改革措施，史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因为步子太大，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尤其是朝中保守势力的利益，不到两年便半途而废。虽然改革没有成功，但范仲淹在改革中所呈现出的担当精神，令无数有抱负的栋梁之材击节赞叹。元好问称赞他为“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此后的范仲淹在宦海虽然载沉载浮，但他的担当精神依然是人生的主旋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常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如在邓州的政评讼理，与民同乐。在青州的放粮赈灾，解民之倒悬。尤其是范仲淹到杭州任知州的第二年,碰上了浙西大旱的灾荒,饥民流移满路。皇帝诏令两浙流民,没法活下去的,允许人们收养。范仲淹面对十分严重的灾情，发放浙西储存的粮食,以工代赈,修仓库、官舍,每日动用上千民夫。又号召杭州的寺院主持利用荒年工价至廉的机会,广招民工,大兴土木。他本人则带头日日在湖上宴游,引领消费，按时下讲就是拉动内需。自春至夏,杭州的富户大家也空巷出游，就这样调动了官方和私家的力量,形成产业链条，用有余之财,惠及饥民。当时从事贸易、饮食等服务行业以及做工的饥民达数万人之众，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同时他采取稳定物价的措施，让杭州在大饥之年,竟看不出一点灾荒迹象。范仲淹在杭州“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是荒政中的高明措施，更体现着他的担当精神。他采取灵活政策,使老百姓因此得到实惠,绝非是“嬉游不节,不恤荒政”、“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见沈括《梦溪笔谈》卷11)。范仲淹在杭州,“里巷之人皆知其名字”,杭州人对这位心系天下，忧怜苍生并闪耀着人格光辉的父母官万分敬仰!如果你漫步西湖美景，一定会在白堤和苏堤之间流连忘返，在白堤上陶醉那“平湖秋月”，并于“苏堤春晓”中感慨苏东坡对范仲淹的崇敬之情。苏东坡称颂范仲淹“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前。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

综上所述，我们研究范仲淹，就要学习范仲淹，尤其是要传承范公的担当精神。因为只有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才能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只有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才能为民请命，始终成为民族的脊梁。我们欣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正担负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重任，我们一定要把担当精神放在第一位，始终不渝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