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正月，我接到市文联通知，经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审核批准，我被评选为省作协会员。此时，我正好步入七十周岁，虽不能说是大器晚成，但也可谓是老来有福。面对这份晚来的荣誉我百感交集，五十年创作之路的酸甜苦辣，像电视剧的画面在我脑海中不断涌现。

　　明代诗人唐伯虎曾说：“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阴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风流才子的这首诗，道出了人生的短暂，同时，也反映出了人们对诸多往事的深切怀念，告诫人们要活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的确如此，我作为一个热衷于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的追梦人来说，其感受刻骨铭心。

　　遭人误解忍辱负重

　　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一户一个舌簧喇叭，生产队装有两个高音喇叭。在街道上有无数个高低音大音箱，一天早晚两次广播和各户一样同步收听，就连田间地头、水利工地都有广播设备。与此同时，各大队各公社还可自办节目，表扬好人好事，抨击歪风邪气。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广泛的受众群体、灵活的报道途径和鲜活的典型事例，顷刻之间就会传到人们耳边。而正是那个火红年代的锤炼，我和公社的通讯组组长田俊泽同志，就已经是常在县广播站见稿的老通讯员了。广大干群不但熟悉我俩的名字，还非常熟悉我们采写的新闻内容。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对稿件中的人物、事件了如指掌，稍有一点夸大其词都欺骗不了大家。

　　1975年，彭桥公社柏林生产队的高温堆肥不但数量多，质量也好，七天之后便冒出白色的雾气，县农业专家组验收后给予较高评价，号召全县学习。为发扬光大该队认真对待科学种田的态度，我灵感来了，立即打电话约老田同志来柏林生产队参观采访，我把以此为典型写篇稿子的想法告诉他，他十分同意。于是，我找来皮尺开始丈量，我俩的丈量数据显示，这堆肥大约300牛车。我写了《这里的堆肥不一般》的新闻稿，当天下午送到县广播站，第二天就播发了。

　　县广播站一播，县政府组织县城以西三个公社的高温堆肥现场会在柏林召开。当天下午，现场会组织讨论，彭桥公社与会人员在该大队学校的一间教室座谈。按照领导意见，我和老田同志下去了解座谈动态，当我俩走到赵河大队所在的教室旁边，便听到一位大队干部在大声讲话：

　　“同志们，刚才过去那俩人，你们都认得吗?那个又黑又麻的老男人叫田俊泽，外号田白话;那个年轻的小白脸叫常振田，外号白话田。这俩货都是笔杆子，成天没事净吹牛，就说柏林村生产队的那个粪堆吧，充其量有280车，可是，他俩大笔一挥300车。难怪大队干部都说他俩是吹牛大王，白话溜舌，成天就会瞎写，老爱出个风头，大队干部们都说他俩是圣人蛋，没一个好东西。”

　　我和老田非常委屈，心想，土方的丈量是有水分，这是规律，谁也量不到十分准确，280车和300车有多大区别，你们说的280车就一定准确吗?

　　为了吸取教训，在以后的数据统计中和典型报道中，我力求真实，不带水分，写一些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通讯报道，不让一丝一毫的虚假之作去玷污神圣的媒体。

　　追逐自己的文学梦

　　我对纯文学的创作要比写新闻费劲儿得多。长篇小说《东家恩仇记》我用了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中还采取的是半日制，因为身体需要，一天只能坐半天，活动半天。

　　多年来，长期伏案写作，落下了神经衰弱和颈椎的毛病，写东西时只能控制在四个小时以内，否则就会头晕恶心、呕吐不止，甚至卧床不起。为了约束自己，动静结合，不让身体出问题，我在所住小区找了一份保洁工的活儿，加强体能锻炼。上午干完全天的工作，下午坐下来写作，其效果事半功倍。

　　我之所以说写小说费劲，是自己的能力有限，由于时代的影响，初中两年半便遇上大文革，后来，党组织虽然让我参加了几次培训班，但那只是学习新闻写作，而写新闻是一事一议，着笔单调，所以我游刃有余。长篇小说就不一样了，其中的历史背景、地方文化、故事叙述、人物对话和肖像描写、内心变化等等，都要和那一时期历史相吻合，这就要求作者的知识面要十分广泛，对社会要有深刻的融入和了解，否则，作品就会苍白无力。

　　几十年的辛勤写作，虽然苦了些，但我心中很甜蜜，除了那几十本荣誉证书之外，有两件事让我十分感动。

　　1999年底，彭桥镇党委政府为了方便我采访，一次性奖励我现金4000元，让我买辆摩托车出行采访。2000年元旦，我第一次骑摩托车下乡，对此，我十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

　　2018年春，家乡村党支部书记井自贵同志打电话给我，请我回去主持两委换届选举，我立刻返乡。党的关怀，领导的尊敬，是我创作的巨大动力，它像一种充满活力的新能源，促使我不断进取。因此，我决心在有生之年，多出作品，歌颂伟大的党，歌颂勤劳的人民，歌颂美好的时代，歌颂一切真善美，让我的夕阳时光更加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