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中，窝子面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廉价、平淡、无奇，但又不经意地使人难以割舍，它伴随着每个邓州人的成长。

　　无数次目睹在外游子归乡，第一件事便是吵嚷着要吃一碗地道的窝子面，我想原因无他，大概只是想念了家乡的味道。这种情愫，正如笔者大年三十在越南和同胞一起吃一顿年夜饭，在遥远的锡林浩特市吃到一碗羊肉烩面一般，只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河南人”和“邓州人”才能体会个中味道。

　　一个地方的味道，往往与一个地方的历史、人文、民俗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我们吃着一碗味道浓烈的卤煮，便能体会到京城根厚重的历史，吃到一份正宗的剁椒鱼头，就能联想到性格火辣的湘妹子，又或者一块简单粗犷的手抓肉，会让你感受到八百年前蒙古铁骑的铁血之歌。即便是一根面条，也会拥有不同的性格，在豪放、厚重的西北，这根面会成为一根同样豪放的“裤带面”，而在小桥流水、吴侬细语的江南，这根面又会变成清淡爽口的“阳春面”，这就是一个地方的味道。

　　窝子面的历史，笔者并没有深入考究。但我想，邓州处在中国北方和南方交界带，地理、气候、人文乃至生活习惯的冲突，也一定能在这碗面中一探究竟。窝子面大约起源于武汉的热干面，当这碗热干面风尘仆仆三百公里自南方踏上穰原热土的那一刻，邓州人便赋予了它全新的基因。碱面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是北方人前所未闻的全新味道，邓州人包容了它，也毫不客气的改造着它——用他们最为惯用的臊子，送出了神奇的助攻，牛油臊子为热干面注入了中原的乡土气息，二者有机结合让它脱胎换骨，涅槃重生。

　　即便是在一衣带水的襄阳，窝子面也很是不同。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在面的做法选择上，中国的北方多是干拌面，如打卤面、炸酱面、油泼面、臊子面，而在南方则是各式各样的汤面。因此，邓州的窝子面大多是佐以芝麻酱的“干拌面”，而襄阳的窝子面则是汤面，这符合面食的南北差异。当然，中原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济，如果不想吃“干”的而想吃汤面，就有了“干”“湿”之分。任何你能想吃到的都难不倒邓州的窝子面师傅，这在外地人看来如同暗号般的对话，会在顾客和师傅眼神交错中诠释和破译。

　　在配汤的选择上，襄邓两地再次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襄阳自古兴盛黄酒，李白在《襄阳歌》里写道：“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诗仙太白日饮三百杯的就是如今的襄阳黄酒。所以，至今的襄阳人在吃窝子面时一定会配上一碗“玉缸发醅似桐乳”的襄阳黄酒。而在邓州，独特的盆地气候孕育出了闻名于世的“南阳黄牛”，作为黄牛主产区的邓州，窝子面配上一碗牛肉汤就成了不二之选。无论是“湿”窝子面配黄酒，还是“干”窝子面配牛肉汤，都深深根植于所在地的历史文化，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大概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乡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