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33年了，我却时时怀念起父亲。

　　我的父亲叫张同殿，我叫他伯。父亲是他们三兄弟中的老大，按农村的规矩，老大老二的子女一律称老大为伯，称老二为爹，称老三则为大。

　　我伯生于1921年，因是家中老大，早早就接过家中的各种活计，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不仅要干家里的农活，还要照顾寡居的姑姑和我的两个表哥，因为勤劳，我伯练就了一副好身板，为撑起家庭的门面，全家节衣缩食供我爹(即二叔)上了私塾，对此，我伯无怨无悔。有人就此事挑唆，他总大度地说，老二上学读书关紧，少干点活是应该的，既然老天安排我当了老大，我认了，多干点重活又累不死人。

　　我伯不仅干活不惜力，遇到危险的活甚至不惜命。大跃进那几年，在各块地里挖土井，土井筒未砌砖而又临近挖出泉眼出水时，在井下是最危险的，而我伯挖每口井总是下井的人。亲近的人事后埋怨他就不会跟别人学学，叫他不要每次都冲在第一线。他说，咱腿脚利索，有经验，别人不行。村里夯土筑墙，墙低时夯土最累，他抡杵，墙高时扔土最出力，他拿锨。有人劝他别总拣最累的活干，他总笑笑说，没啥，俗话说气力是奴才，歇歇就回来。

　　在大集体的时候，有两样活是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一样是炕烟，一样是当掌鞭的(即养牛使牛的饲养员)。这两样活我伯一样也没拉下，他不光干了，还样样干得出色，受到人们的称道，炕烟时做炕烟匠，烟炕完了继续当掌鞭的。

　　六七十年代种烟是集体的主要收入，炕烟需要连夜照看，上烟出烟都是最苦最累的活。我伯照看的炕烟楼，每次出的烟叶，颜色都很鲜亮，卖到烟站至少比别的高出一两个等级。原因在于，上烟时他总要根据青烟叶的成色决定在炕烟楼中的位置，开炕时总要多次进去调整棚架的稀稠，调换烟杆，那些年炕烟时温度湿度调整主要靠经验，他就是凭着不怕吃苦流汗，积累了大量经验，掌握了相应的调控措施，保证了烟的质量。

　　我伯当过十几年的掌鞭的，其中有近十年是生产队的饲养组长。他所在的牛屋，牛粪及时出，碎土随时垫，收拾得最干净，人们空闲时总想到他的牛屋里谈天歇晌。他铡的草最细，料拌得最匀，有时候他还会抽空到沟边坟头割上一筐青草，给他的牛“开小灶”，生产队的四犋牛中数他的那犋牛喂得最肥最壮。在用拖拉机接亲前的许多年，接亲要用牛车或马车，队里当时没有马，当然要挑选最壮实的牛，于是，每次有接亲总少不了我伯出场。他将牛身刷得干干净净，挂上铜铃铛，牛头挂上红花，车上扎上彩棚。他一身干净的土布衣衫，络腮胡子的脸刮得乌青，有时还扎上青色战带，显得格外精神。每次接亲回来，他总会受到功臣似的抬举，是我伯最得意的时候，也有邻村的人看上了这架牛车，来求生产队队长、会计说情，少不了也得帮忙。闲谈时总会扯到全村有多少家的新人都是他赶车接来的，每每说起这些话，我伯总充满了自豪。

　　还有更开心的时候，是生产队每年一次的分红。那时生产队的工分最多的一次一分能顶到五分钱，我们家的工分多，扣除粮食等折合款项，加上给别人抵了些帐，还分到了好几百块现金，那时开支不大，人们很容易满足。

　　我考上县重点初中那一年，我伯又得意了一次。我领到通知书的时候，他见人就说，我儿子考上四中了。那一年，四中招初一新生不满200人，后来他不止一次挑着粮食到粮库给我换粮票，挑着红薯徒步30里到学校，他遇见人总要自豪地介绍，给儿子送吃的去。

　　改革春风吹到乡村的年代，第一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伯第一次喂上了属于自家的牛，第一次能够在春季吃上花卷馍。我清楚地记得他吃馍的情景，他把我娘专门给他烙的死面片馍浇上辣子蒜汁，叠起来大口地吃，那香甜，那获得感，那得劲劲儿，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享受过的幸福生活太少了，他终其一生未穿过一件买来的成衣，没骑过一把属于自家的自行车，没在自己家看过一眼电视。

　　因为常年熬夜，需要用吸烟打发长夜的寂寞，久而久之，我伯患上了老寒吼。进入八十年代，每当天气变化，他总要抱着床腿大口大口地喘粗气，那情景让人心疼。经诊断他得的是肺心病，治气管炎影响心脏病，治心脏病又会加重气管炎。好在当时县医院的医生摸索出了一种平衡治疗的办法，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了到了1986年。

　　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本分的农民，和大多数农民一样是平凡的。他的一生又是短暂的，却又经历了战乱、灾荒和三座大山压迫的苦难，经历了解放初期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物资短缺，到了丰衣足食的年代，却没享受幸福的生活。父亲的人格是值得敬仰的，虽然他的事迹和名字并不为许多人知道。

　　他虽然没有文化，但他勤劳善良、吃苦耐劳、无私无畏的品格，一直在我们当地流传，父亲的言传身教也一直影响着我，我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以父亲为榜样，竭尽全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和一切有意义的事儿，成为受人尊敬的特级教师和业余文化工作者，我永远忘不了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我的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