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病重，托人捎信说，很想见我一面，有个事想给我说说，并说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回去一趟。我知道表哥这回肯定是病得不轻，要不，他也不会这么急着让我回去。

　　表哥本分、实诚，从小就对我格外照顾。小时候只要一下雨，我们村西的刁河里就涨水，水能漫过河岸一路滚滚向东，河两边的沟渠里就有很多鱼，表哥带我去逮鱼，用一张旧渔网堵住入河口，一晚上就能逮一大桶纯一色的鲫鱼、鲤鱼、一指多长的蹿白条。那时候缺油少料，母亲就把鱼洗洗开剥了，清水清炖，撒上盐、葱末、姜末，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了。

　　夏天了，和表哥一块去割草，把路边、沟边、野坡里所有能看得见的野草割了，堆成堆放在原地晒干，几天后用绳捆了背回家，留着冬天当柴烧。那时候，柴火和粮食一样重要，凡近处的沟沟坡坡，早就被人们割割铲铲整的场光地净，表哥就带我去河西远处的山上割，说是山，其实就是一些土山包子，山包子上密密匝匝地长着椿树、楝树、槐树，还有一些野枣之类的刺棵子，树丛间长着很多野茅草，表哥手快，一上午能割几大捆。

　　表哥弟兄俩，是来我们村里投靠外爷的，他外爷就是我一个近门三爷，表哥父亲死得早，他母亲我唤作姑姑改嫁了，撇下两个表哥，他们就来投靠我三爷，三爷孤身一人住在村边的两间旧瓦房里。爷孙仨种了几亩地，饥饥荒荒过日子，也没人上门提亲给他说个人，表哥就想去当兵。那时候当兵的在农村挺吃香，姑娘们找对象也喜欢找个当兵的，再说常年穿粗布衣，换上军装也风光。于是表哥找我爹，我爹和村支书有些交情，就提了两瓶酒，给支书说说，把岁数改改报了名，谁知验兵时，表哥听力不行，误把北京说成“大坑”，天津说成“麻绳”，第一年当兵就没去成。第二年又去找村支书，这回听力没问题，因为这一年里，没事表哥就拉我到生产队一个废弃的牛屋里练听力，模仿着验兵体检时的场景，一遍一遍地练。这回听力没问题了谁知却验出个色盲，结果又没去成。表哥沮丧了好多天，整天没精打采，见人也不想说话，有时候闷了就找我，他说：老表，那验兵也是个恶心人，一屋子人脱掉衣服，抱着脑袋在那屋里蹦半天，蹦出汗了，医生还要反复检查，你是个文化人，好好上学可别去当兵!

　　表哥兵没当成，沉寂了一段时间，借钱买了个毛驴，买个板车，开始去街上的烟站拉烟包，往城里送一趟能挣三二十块钱。那活儿是四叔给他介绍的，四叔在烟站当验级员，手里多少有点权。表哥没黑没明地干，手里多少挣了一些钱，有了钱，表哥就又开始想娶媳妇，见人就说让人家给他介绍对象，并说手里有钱，这在当时是个很好的筹码。先后有人给表哥介绍了好几个，可是见面后就没了下文。表哥问原因，人家说看不上表哥的长相，说实话，表哥本身就长得有点“磕碜”，再加上长年累月拉烟包、干农活，越发显得苍老，没个看相。后来又介绍一个，这家穷图点钱，来屋里看家儿，谁知没看上表哥，看上了二表哥，表哥说：看上老二也行啊，解决一个是一个，花了比别人成亲多二倍的钱，算是把二表嫂娶进了门。

　　那时候，三爷已经过世了，二表哥结婚后，俩人只顾亲热，关起门来过日子，表哥就显得有点落寞。不论冬夏，表哥爱来我家串门，一坐就是大半夜，东拉西扯地说些闲话，直到爹妈撵他走，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那之后我上高中又去当兵，和表哥的接触就少了。直到我当兵第三年探亲才知道表哥终于成了亲。表哥说表嫂是他在河堤上捡的。那时候表嫂带着一儿一女坐在河堤上哭，表哥好心上前去问才知道表嫂是陕西人，因为死了男人，在家里混不下去，是出来要饭的，表哥收留了表嫂和她的一儿一女三个人，没办个手续就过成了一家人。

　　一张嘴变成四张嘴，表哥才知道生活的不容易，后来表嫂又生了一个儿子后，为了一家五张嘴表哥很不舍地去陕西下煤窑，在那里干了一年多，省吃俭用挣了一万多块钱，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时，却不见表嫂了，原来表嫂带着三个儿女又走了，表哥揣着那一万多块钱，满世界地找，钱花完了，人也没找到。从那以后，表哥整个人就倒下了，我想击倒他的是精神，表嫂的出走彻底击垮了他对生活的理想和希望。

　　我回到村里的时候是个下午，表哥躺在床上，已经骨瘦如柴。一缕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他枯黄、毫无光泽的脸上，床头的小桌上摆满输液的瓶子和大大小小的药包子，二表哥一直在照顾他。

　　看到我，表哥想坐起来，但试了几次也没坐起，我赶忙拦住不让他起身。表哥说：“老表，我感觉我是没有多少日子了，叫你回来是想跟你说说，我死了别烧我，买口棺材把我埋了。另外，在咱村西的河堤上找块地，就把我埋在那儿，我是在那里碰上你大嫂的，这事，你二老表办不了，所以还得麻烦你!”说着，豆大的泪珠从他眼角滚下来，我的鼻子也酸酸的。

　　这就是我表哥，大字不识几个，辛苦操劳一生的表哥，平凡得像一粒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