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听说程颢、程颐两兄弟的名字，始于初中语文教材中一篇邓拓的杂文《事事关心》，不管是文中点到的江苏无锡东林书院也好，也不管是程颐、杨龟山、朱熹、顾宪成怎样的师徒关系也罢，他们的故事无论是时间或是距离总觉得离咱远远的。

可原本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的宋儒大家、一辈子长期在洛阳讲学、死后又葬于洛阳伊川、一生几乎没与咱邓州有啥交集的二程先生——宋明理学奠基人程颢和程颐，偏偏就在咱邓州市夏集镇享有这么一座独特的祭拜其兄弟二人的祠堂——二程祠，这又是为什么呢？

据碑载及相关资料得知，夏集镇程集村程氏先祖自认“传盛洛嵩，二程后裔”，后又“转迁怀庆”，明洪武二年（程德）由河南省怀庆府“南徙至邓”，迁至如今的邓州市夏集街西北方一带，渐成集市，故名程集。

清代程集后人为了追源溯本，纪念先祖，特立碑建祠。自认“二程后裔”的程姓当初建祠堂时，自然会考虑到始祖二程，夏集镇程集祠堂的堂号就直接命名“二程祠”，简单明了，霸气地指向了近千年前的两位宋儒大家，它是邓州夏集程氏后人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它也代表着邓州夏集程氏后人的族源血统和历史荣誉。

立祠敬宗，立的是一种形式，拜的是一种信仰，敬的是的一种文化，长期以来相信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程氏人以及周边人。

人之生命，授之于父母，根之于祖宗。慎终追远，不忘祖根，忆念先祖，传承祖德，兴盛子孙，这兴许就是最初兴建祠堂的初衷。

程颢、程颐两兄弟年龄相差只有一岁。程颢生于公元1032年，程颐生于公元1033年。程颢自幼聪颖，并能刻苦学习，10岁能写诗作赋，20余岁即中进士，随后做了几任地方小官。

后来由于程颢在政治上同司马光等共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实行变法的神宗时期，没有得到信任与重用，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由，退居闲职。他回洛阳后，便与其弟程颐一起每日以读书劝学为务。神宗去世后，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被起用，程颢也同时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但还没来得及上路赴任，便病死在家，终年54岁。

公元1082年，同样官场失意的程颐在时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资助下，得以在洛阳龙门讲学，也就有了后来著名的“伊皋书院”，即如今位于伊川县鸣皋镇的“伊川书院”。当时的鸣皋镇归嵩县管辖，也就从那时起，程颐大部分时间往来于洛阳和鸣皋两地。

有人曾说，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实际二程所开创的理学，最初在北宋是一个较小的儒学流派，被朱熹继承和发展后，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比较严密逻辑体系的学说，程朱理学从此便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能使儒家的学说在古老的中国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说明二程确有旷世奇才。

二程生前在政治上长期遭受排挤和贬放，其学说也曾一度被视为异端邪说。直到南宋后期，地位才开始得以提高。清康熙二十五年，更将二程列为圣贤，位列孔子门下、汉唐诸儒之上。乾隆十六年，皇帝派使臣祭奠二程，祭文称他们是百世的“真儒”和“哲人”。二程的理学倡导封建礼教，强化伦理政治，成为一种官方哲学，加上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其地位愈发显赫。

二程兄弟最大的志趣与成就乃是求道和学术。他们著书立说，创办洛学，讲学授徒，“居洛阳殆十余年，与弟讲学于家”， 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同时，还经常与司马光、吕公著、邵雍、张载等知名学者议政论道，使洛学逐渐形成完整体系，不断完善成熟，走向全国。

夏集二程祠目前也就坐落在夏集镇程集学校内，这似乎冥冥之中暗合了二程讲学授徒之意，不知二程的一些教育理念能否被后人所继承和发扬？

当年二程认为教师主要是指导学生读经的方法，至于蕴藏在经中的“义理”，应由学习者去反复思索，从己出发，由近及远，自己寻求。故二程提倡勤于思，也许这也是“学而不思则罔”的继续，强调在思考过程中去发展思想。

当然二程的见解反映在教学作风上也有差异，程颢和气，程颐严肃。故前者有“如坐春风”之誉，后者有“程门立雪”之典。

目前不知有多少人在研究“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不知又有多少人为了短期效益，已经人为地将教育搞得表象繁杂，实际深入传统文化中去探寻“为什么要教”的本质问题，也许教育没有那么芜杂，不是有学者就认为“真正的教育，其责任必须以引导学习者成人为务，以发展人性、培养人格、改善人生为目的”吗？

如今的二程祠成了留给邓州市夏集镇程集程氏家族的一座怀旧场地，但不知它所承载的丰厚文化基因能否得以延续？不知它能否真正成为人们心灵的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