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弓没有回头箭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只有经过地狱般的磨炼，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

陶岔，位于邓州西南边陲，头枕朱连山，肩担汤山和禹山，居民不足百户。东距邓州县城45公里，南据湖北老河口市区20公里，西去不足十里便是烟波浩渺的丹江水库。当时，一下子涌来几万人，不说别的，连吃、住、行、用等方面，都成了令人头疼的大问题。

先说吃的问题。民工初到陶岔，正遇冰天雪地、大雪封门的日子，从老家带来的一点粮食和柴草不够用，外面的援助送不进来，大家只好每天只吃两顿饭，主粮是红薯面，吃得许多人胃酸犯病。没有菜，连不吃辣椒的人也顿顿不离辣椒水。没柴烧，就把晚上睡觉用的铺草拿来救急。当地缺水井，民工们只好挖土坑，找水吃。随着雨雪的流淌，不少土井里面接的雨水，不仅成了黄泥汤，而且上面飘了一层粪便、草屑和树叶。民工们为了填饱肚子，什么也不能计较。面对每顿的红薯面馍，大家诙谐地说：“黑桃A，算老几，老子今天要吃你。”整个民工营地，流传着痛楚无比的顺口溜：“喝黄水，尿黄尿，顿顿吃的‘狼戴帽’。”有几天，由于风大雪急，营区的烟囱被刮到十有七八，许多连队一整天都难以吃上一顿热饭。白牛乡白东连指导员王树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四处奔忙，传授技艺，把自己精心研究的省事省力省时的“双开门自然回风灶”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每一个连队，这才保证了民工们的饭食供应，

再说住的问题。民工住的工棚，大都是挖土夯成地基，四周围高粱箔糊上泥土作墙，上面用荒草苫顶，低、窄，又潮湿，进屋要弯腰，偶尔疏忽直直腰，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几万人的工地上，只有一张床，分给了副指挥长郭如泉。老郭看到技术员欧阳斌一家三代六口(爱人、三个孩子及岳母)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间里，害怕娃子们受寒着凉，就把这张床让给了欧阳斌。除此之外，所有国家干部和两万名工一律打地铺。地下潮湿，就铺上麦秸，睡到第二天起来，身子下面冒出缕缕白烟。有些民工晚上睡觉没有枕头，就把衣服卷起来，当作枕头。对此，有人曾不无心酸地总结说：“天当房，地当床，三角形草棚遮风霜。”一天深夜，文曲营一个连队倒塌了工棚，将两位民工埋在下面，周围的人们迅速起来，扒土救人，所幸土墙低矮，分量不是过重，未造成严重伤亡。

后说行与用的问题。渠首所在地陶岔，属于邓州的边远浅山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地瘠民贫。在大批民工进驻前，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电灯、电话、电影，也没有见过汽车、火车，不知道煤能做燃料。民工到来后，由于车辆有限，来来往往只能靠两条腿、两只脚。工地的用具，没有一件是现代化的产物，除了拉车，就是铁锨、钉耙、扁担和土筐。工地的广播站设备极其简陋，一间工棚、一张桌子、一支话筒、一个人，凡是需要广播的内容，事前不录音，播音员一边看稿，一边播音。不少民工营的卫生队没有听诊器、血压计，连一把医用镊子也无钱购买。医生只好买一些碘酒、药棉和紫药水暂时应急。他们用竹片自制镊子，砸扁拉车条磨成手术刀。一个有点文化的人写几幅标语，找不来像样的文具，只有一支经常掉头的毛笔，十几幅标语没写完，操笔者却弄了一脸一身墨汁。

人生最大的满足是精神的富足，而不是物质的攫取。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邓州人没有害怕，没有退缩，他们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在高山上、在大树上、在墙头上、在鲜艳的旗帜上，到处书写张贴“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南水北调，引汉济黄”“笑洒热汗战丹汉，战天斗地志气昂”“为了革命来引汉，敢把天下苦吃完”等大幅豪言壮语。开工典礼举行之后，早已蓄积力量的数万民工，迎着狂风、顶着大雪，举着红旗，喊着号子，拉着板车，扛着工具，精神抖擞地开赴工地，车拉肩挑，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