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是我二姑母的家。距离父母家不过十几里的路程。

湍河由内乡蜿蜒进入穰邓，穿过小城腹地，弯弯绕绕向东南而去。

地处小城北郊的我们，习惯把小城上游的湍河河段附近叫作西乡，下游河段叫作东乡。

可能是家里姊妹多父母照顾不过来，少年时代的我，一到寒假就被父母送到东乡。

长大后，记忆最深的便是东乡的冬天，东乡那时的冬天真的叫冬天。

朔风一起，雪花就疯狂起来了，村外的小麦、树木和枯草，村里的池塘和小路几乎分辨不出来，鸟雀更是难觅影踪。

谁家的屋檐下，挂满了晶晶亮的冰凌条儿，老长老长的，不经意就触碰到你的头你的脸，乐坏了淘气的小孩。

偶尔有胆大的麻雀，扑棱棱，掠过屋顶，抓着粗实的枝干，轻轻一动，惊落了枝头的雪团，裸露出树的臂膀，原来是一株苦楝树。

苦楝树下，有方大池塘，夏天荷风送爽，满村芬芳，冬天亦是孩童们的乐园。

七八岁的孩子，正是找乐的年龄，雪过后的池塘冻得瓷实，经得起蹦跶。

女孩子踢起了鸡毛毽子，平地上能站稳，踢着容易，冰上可不同，稍不留神，脚下一滑，就会摔个嘴啃冰，好在脚上穿着妈妈一针一线纳的千层底儿，有不错的防滑功能。

冰上玩陀螺是男孩子们的绝活儿，木头刮的圆柱体，一头削尖，摁上一个钢珠儿，就成了陀螺，一根木棍儿，拴上手搓过的麻绳儿，陀螺就任你驱遣。

除此之外，在学校里我们也可以变着法儿地玩出新花样，滚铁环，藏猫猫，丢手绢……

大人有大人事情做，不像孩子般贪玩，院落里，偏房里架起了火堆儿，大杨树根，粗构木墩，断断续续烤暖整个冬天。

姑母的小脚婆婆，我那老姑奶焐了柴火灰在火罐里，两只脚穿了靴就踩在火罐上，一大晌楞没有离开过，也没见她的靴子被烤煳过，奇怪不?

有天晚上，我趁老姑奶熟睡，好奇地去搬了火罐，研究了老半天，不知所以，不小心“叭嗒”一声，火罐落在地上，碎了一地。

佯装不知情，第二天一大早跟姑母说帮老姑奶焐火罐，发现火罐摔碎了。姑母一听就神秘地笑笑，说碎了再买新的。我还以为姑母真的不知所以，姑父后来踏着泥泞去了集市，买了一个新的回来，焐了火给了老姑奶，老姑奶笑得开心得不得了。

我憋不住了，给老姑奶说是我摔碎的，老姑奶扑哧笑了：不是你，还有谁?我问老姑奶怎么知道的，老姑奶说她能掐会算。我连忙说，以后我再不会跟她撒谎了。老姑奶说这就对了，我以后真的没敢再撒过谎。

冬阳再次升起，村庄沐浴在阳光里。好几天了，雪还没化干净，老姑奶蜷了腿，傻坐在门槛上，懒懒地眯着眼，晒太阳。

好消息传来，村子里来了崩爆米花的。二姑母胳肢窝下夹了鱼皮口袋，一个粗瓷大茶缸满满地盛着金灿灿的玉米，叫上我们表姊妹就往炸爆米花的方向奔跑。

炸爆米花的是位和善的中年大叔，黑魆魆的脸膛，满脸的络腮胡子，两只手宽大而厚实，那么大的一口铁锅在他手里拎来掂去，也不见他累。

炉火生的旺旺的，圆鼓鼓的锅搁置在炉火上，大叔左手不停地转着把手，叫锅里的玉米尽量均衡受热，右手不时地添加焦煤块儿，有时用火钳轻轻地去拨拨火。

大约十五分钟，一锅爆米花也就成了，大叔将锅体挪离火炉，脚用力踩地，左手把着把手的位置，右手握着加力杆向内一使劲儿，“嘭”的一声，锅盖儿打开，玉米花悉数喷射入他早先预备好的长长的麻袋，轻轻地一抖擞，倾泻入大簸箕，谁家的玉米谁家就来装爆米花。

围着看热闹的，总是比来崩爆米花的人多，谁家的刚倒入簸箕，小孩子们就疯狂地围上来，双手捧了往口袋里装，主家也没见黑了脸，尽着孩子们闹腾，净是图个乐趣。

炸爆米花的刚走，村子里唯一的一家代销店的老板，从县城的批发市场弄回来成捆成捆的甜蔗。我知道表哥又要扬眉吐气了，他劈甜蔗的技术一流。

阳光好的下午，代销店前挤满了孩子，一根甜蔗，两三个男孩子，轮流来劈，轮到表哥时，他左手扶着甜蔗尝试它的稳定性，右手握刀，如果感觉甜蔗站得稳，从上到下一刀劈下去，对手不得不乖乖地掏钱结账。

一根甜蔗五分钱，孩子们玩得起，更不怕输。战利品自然是我和表姐的，表哥只负责战斗和骄傲。一根甜蔗嚼啊嚼，甜啊甜，甜到了心里。

东乡的冬，一面是冰与雪的世界，另一面是红火的生活。谁说水火不相容呢，其实水和火的和谐碰撞，才是村庄的冬。

孩子们使劲儿玩耍的时候，大人们正为年而忙碌着，从腊月二十三一直忙到除夕夜。年赶着农人，农人心却不慌，他们合理地安排时间，合计着年事。他们平日里虽过得清汤寡水，冷冷清清，但过年的心，却像院里高挂的灯笼红红火火，亮亮堂堂。

成长、求学、就业，再回东乡，就是每年的初三，一天时间太短，不够我串几家门。儿时的伙伴们大都远离了村庄，难得遇见些熟识的面孔，就谁家都不去了。表哥成家立业后定居深圳，难得回来一趟，表姐偶尔能够碰到，来不及详谈，各自都忙。

我念着东乡，因为东乡就在心里。又是冬天了，今年的冬天东乡肯定与往年不同，我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