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级员和书记员当然不是阎罗殿上的判官，更不是旧戏台上的包公，秉公执法，铁面无私，他们总要时不时的额外照顾着几类人：验级员正在验看，忽然有人走了过来，咬着他的耳朵根低声咕哝几句，接下来就有几户农民得到关照了，——这些自然都是公社领导的亲戚了;验级员走到一辆粮车跟前，粮车旁边站着一个农民，表情矜持，穿着整齐，手腕间还亮晃晃的戴着手表，验级员并不和他说话，两人只是对视一眼，心照不宣的点了点头，粮车很快便被放行了，——这些自然都是支书村长之类的干部了。那些既不能和公社领导攀上亲戚关系、自身又非支书村长但却脑筋活络、善于交际的，为了得到额外的关照，就设法悄悄的给验级员送点小礼譬如一盒好烟、一捆啤酒、两颗滚圆的西瓜等等;当然须得夜里送，不能被人看见，而且还要熟人引荐，面对生人，验级员总会摆出一副廉洁奉公、义正辞严的态度予以训斥的。最可怜的就是那些老实巴交不善言辞、家底薄寒没钱送礼的农民了。他们苦苦巴巴的守在太阳底下，苦苦巴巴的等着验级员前来验看自家的粮车;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验级员走至自家的粮车前了，可结果竟然不是太湿，就是太脏，还有就是麦粒太秕，于是便一遍一遍的返工晒着，一遍一遍的返工筛着，等到最后终于验级过关的时候，差不多已经两三天过去了。

在这两三天里，公粮未能验收过关的农民们就吃住在粮管所附近的场上：吃，自然是由家人往来送饭;住，自然是睡在载满麦袋的粮车下面。白天日光酷烈，可是还得将麦子摊放开来，簸箕簸着，筛子筛着，簸筛完了，赶紧装袋载车，再次汗泼水流的汇入缴公粮的滚滚洪流中去;夜里气温极低，身下铺着一层塑料薄膜，身上盖着一层塑料薄膜，人便常被冻得簌簌打抖，腿脚拼命的缩作一团;蚊子又成团成团的在头上嗡嗡飞旋，轮番轰炸，叮得人钻心的痒。好不容易眯了会眼，却又一个激灵醒来，原来做了个梦，梦中粮车上的麦袋被贼人偷了个精光，于是赶紧起身查看……

五黄六月去种田，上午下午错半年;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却绝对属实。五黄六月正是高温高热，大雨大水的关键时期，节令墒情都极要紧，秋庄稼早一天播种与晚一天播种，将来的长势和结果就大不一样。然而就是这样的黄金播种季节，未能缴上公粮的农民却被两天三天的焊在这里，他们望着粮管所附近田里那些抢时抢墒、盘茬点种的农民，真是急得眼里出火心里滴血呀……

如何能和验级员(或书记员)攀上关系，能让他们在缴公粮的时候给予关照，不，关照是打死也不敢想的，那就最起码不要刁难吧?这是许多饱受缴公粮之苦的农民做梦都在绞尽脑汁、搜索枯肠想着的事情。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道理的一方面;道理的另一方面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当年在我们村，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果然就想出了一个极其绝妙的主意：

原来，管辖我们村公粮上缴任务的粮管所的验级员姓张，家住湍河对岸的某某村，经有心人考证他们村的张姓竟然和我们村的张姓是同一个宗派。——好，太好了，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其重大意义简直不亚于如今的考古学家忽然发现某个小小县城曾经做过古代的大都一般。好，这就派人前去联宗，联了宗派，大家今后就是一个家族了，缴公粮的时候你还好意思刁难同一个家族的人吗?再考证，这验级员的辈分竟极高，我们村里的人最起码也得问人家叫爷;当然，这也是我们村人一致商定的意见，你去联宗，指望人家帮忙，总不能联宗的结果是让人家问你叫爷吧?总不能在缴公粮的时候说孙子爷来缴公粮了孙子你一定得关照爷啊孙子如果你不关照爷爷回家就打你奶的小屁屁啊?只怕那样的结果是“关照”尚未启程“刁难”甚至“拳脚”就已横挡路上了吧?于是就有人出面，挨家挨户的按着人头收钱，每人五角，凑钱买了礼物，然后就派出代表前往验级员所住的村里去了。验级员的村人看到本姓的村民来了，而且还带着一大堆的礼物，哪有冷眼以待拒之门外的道理?哪有不顺水推舟盛情接待的道理?于是，这宗就算联上了。那一天下着大雨，验级员的父亲高高的坐在椅子上，接受了我们村人代表的跪拜和礼物;那一天就连我们村里辈分最高的人，也同大家一道跪在汤水淋漓的泥泞里，叫验级员的父亲作爷爷……

农民们识字不多，读书不多，胸中的学识更为有限，日月无光的乡村生活原本已将他们打磨得粗粝麻木，木讷愚拙，但在严酷的现实逼迫下，他们还是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曲线救国”的法子，学会了“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知道通过一种特殊的途径，哪怕是一种自轻自贱、卑躬屈膝的途径也要和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验级员拉上关系，期望着能够在缴公粮的时候不被刁难。——那验级员后来到底继续进行刁难或是开始给予关照我们村的村民没有，这一点未曾考证，但这一事件却使我更为深切的感受体会到了身为农民的苦与酸、累与痛，亦使写作至此的我禁不住的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奇怪的是，在那样的年代里，面对验级员公然的营私舞弊，公然的以权谋利，缴公粮的农民们却竟没有一个出面揭露抨击，出面抵制抗击，我想，这不能简单归结于中国农民的反腐意识、维权意识的淡薄，也不能简单归结于中国农民的忍辱负重、善良宽厚的本性，更不能简单归结于中国农民的骨子里所带的那种“奴性”(鲁迅语)，这里面还似应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土地承包使得他们的肚皮不再遭受饥馁之苦，改革开放又使得他们的手中略略有了余钱，和父辈祖辈相比，他们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他们在心中对国家对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不愿因为一点点的小事而给国家给政府带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