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家从城里下放到五十里外的乡下。

这是一个6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清一色的余姓。领头人叫余洪志，40多岁，高高的个子，黑红的脸庞，从外表上看去，就给人一种严肃认真的感觉。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余洪志带领村庄里的人悄悄在坡地里栽种一些瓜果蔬菜，用来改善群众生活。坡地菜瓜一般是平坦保水的地方长的稍好一些，斜坡的地方长的相对稍差一些。当地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分菜分瓜是按照每家每户居住的顺序进行的，从前面第一排第一家开始，依次按户分配，轮到好的分好的，轮到差的就分差的，洪志叔也毫不例外。起初，个别群众向洪志叔提议，尽管我们家居住在村庄前排中间，但我们是外来户，让我们分得坡地差一点的瓜果蔬菜。洪志叔听了脸色一黑，当即严肃批评：“这可不行，将心比心，如果我们搬到外地去，别人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心里会咋想？”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提把我们家当外人看待的事情了。

洪志叔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时有一条水渠环绕村庄，为了减少牲畜跑到环形水渠外的集体田地里吃庄稼，集体做出规定：谁家的牲畜跑出环形水渠，每天罚10分，直至逮到其他家庭的牲畜跑到水渠以外。在当时，10分可是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分呀！那年夏天，我们家的一头小猪不巧跑到了水渠外面的田里被人逮住了。这可难坏了父母：不逮吧，父亲每天的劳动就要付之东流；逮吧，实在是太难为情了。想来想去，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弟弟，让我们每天上学前和放学后多留心水渠外面的田地。一天两天过去了，我和弟弟一无获，父母显得十分的焦急。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中午放学后，我和弟弟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一头黑猪在水渠外的田埂上吃草，我们按照父母交待的办法，紧紧跟随在猪的后面，那猪见后面有人追撵，径直跑到了余洪志家的院子里。洪志的妻子正在厨房里做饭，听说牲畜跑到了地里，一脸的惊讶和不快，执意说他们的牲畜刚才还在院落里，不可能跑到了水渠外面。正与我们争论之时，洪志从地里回来了，我和弟弟连忙向洪志叔叔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听后二话没说，就让我们下午上学时把罚分牌拿过去。我和弟弟高高兴兴地回家向父母报告战果，谁知父母说啥也不让把罚分牌子转交到余洪志家里。当天晚上，余洪志亲自跑到家里，争来争去，硬是把罚分牌子给夺了过去。

那年苞谷收获季节，余洪志的妻子干活休息时折了几根嫩苞谷秆，准备带回家给孙子当甘蔗吃，被洪志叔发现后，当场毫不客气地给训斥了一顿：“集体的所有东西都是大伙儿的，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拿走一草一木！”洪志叔的妻子满脸通红，赶紧把折断的几根苞谷秆放到了地里。事后有人劝洪志叔：几根苞谷秆，又是自己的妻子，犯意不着那么较真。然而洪志叔却较真地说：“我是大伙儿推选出来的干部，大伙儿的眼睛都在盯着我，打铁必须自身硬，让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必须带头做到；不让别人做的事情，自己必须带头不做，这样腰板才硬，说话才有号召力呀！”

那时我母亲身体有病，兄弟姐妹们年幼还在上学，家大口阔，生活上比较困难。在农村居住的近十年时间里，余洪志对我们这家外来户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关照，可是他从没在我们家吃过一顿饭。父亲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有时逢年过节给他拎瓶酒送包烟表示一下心意，都被他一一谢绝。

斗转星移，30年过去了。我们全家早已依依不舍地从乡村返回了城里，我也从当年的孩提时代进入了中年时期。往事如烟，然而余洪志的形象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让我敬仰，令我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