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奇异的文化现象到此并未杀青，因为还有更多故事发生。五名进士中，高叔祥因政绩卓著，奉旨于1806年出任台湾知府，1807年卒于任上。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在尹集村东南隅一座绿竹掩映、丹桂飘香的四合院里，伴随着呱呱的啼哭声，一个孩子诞生了。孩子的爷爷给孩子起名高淑祥。

高叔祥六岁那年，父亲高名世考中进士，出任安徽祁门县令;乾隆四十九年，三十四岁的高叔祥亦考中进士，进士及第的高叔祥回到邓州，在花洲书院担任“春风堂”主讲一年后出仕，先后在福建涉澄、龙溪、沼安、漳州、建宁等担任县令、知府等职;1806年4月，因“素著政声，为熟练之员”，清廷诏令其出任台湾知府。当时的台湾，正处在以蔡牵为首的民众暴乱中，再加匪盗侵袭，倭寇骚扰，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政局风雨飘摇。

高淑祥接任台湾知府，实属临危受命。接到朝廷委任诏书的当天，高叔祥便令家人返回邓州，孝顺老母，并传口信“余自束发受教，便即秉承范公忧乐精神，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此去(台湾)若有不治，必不再见邓州父老之理。”便带一子一女，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前往台湾。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高叔祥独站客船梢头，目不转睛盯视着台湾方向，浪涛打湿了他的袍角，狂风吹乱了他的须发，但他忧国忧民信心坚定。

高叔祥充分认识到台湾是祖国的东南门户，军事位置极其重要，一到任便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公务之中。他招募游民组成高山族义勇军，驱海盗、抗倭寇，并亲率兵勇围剿蔡牵，逼其外逃，再也不敢踏进台湾本土半步，台湾的社会秩序迅速稳定。

为融洽民族关系，高叔祥积极倡导当地的汉人与高山族通婚，他率先将女儿嫁给花莲县一位酋长之子达罗统纠为妻;他的率先垂范，使台湾各族居民互通婚姻，出现了和睦安定的大好局面。由于高叔祥的勤政努力，宵衣旰食，莅任四个月后，台湾境内大治，“抵台四阅月竞以军乡芳”。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为操累过度，积劳成疾，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八月，年仅57岁的高叔祥病逝在台湾任上。

高叔祥病逝的消息传出，两岸百姓无不大恸，纷纷举办祭奠仪式，台湾人民为了纪念他，还为他修建了衣冠冢。

胸怀“忧乐精神”的高叔祥出仕13个个春秋，始终恪尽职守，勤政爱民，其卓著政绩朝野咸知。如今，国内尚存《攀辕图》一幅，反映了当年离任时福建沼安百姓对他的依依不舍之情;还流传《攀辕歌》一首，歌颂他在福建沼安任职期间的懿行卓绩：

“公无去，公去民即苦，小人住穷乡，入城怕差卒。

公无去，公去路难行，一日无此君，途见有狼虎。

公无去，公去谁我顾，世仇公可解，含怨公可诉。

公无去，公去太急促，桃李满城花，欣欣代吹嘘。

公且住，公住民心舒，君既不可留，万民心酸楚。”

余感之赋诗一首：送行高知县，对语空肠断。泣啼零如雨，立祠祀思念!

据维基百科《清朝进士列表》载，清朝共举行会试112科，录取进士两万余名，平均每科录取不足二百人，当时一个人口不满百人的高氏家族，竟能接连考中五名进士，尤其是孕育出了高叔祥这样一位英杰俊才!至今，在尹集村的高姓乡民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明朝洪武年间，高氏家族刚刚迁居邓州不久，一个外地的风水先生在路过尹集村时骤然患病，卧不能起，高氏先祖明远公将其救起，并悉心照料直至痊愈。这位风水先生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悉心踏勘三天，终于为高家寻访到了一处“三元不败”的风水宝地，言称可保高氏家族一百八十年繁荣昌盛。此处风水宝地位于尹集村外的段山脚下，高明远死后即安葬于此，从此高氏后裔明远慧达，人才辈出。

传说毕竟归于传说，而且其中的宿命论成分也注定不能令人信服。据考察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其一，高氏家族虽然务农，却为书香门第，历来讲究耕读传家，代代俱以科考为荣，“耕读传家久，书香世泽长”，一直作为族训而遵循不违。正是这种农村文化与书香文化的交相熏陶，奠定了高家人才辈出的良好基础。其二，与高家相邻而居的王楼村王姓原为大户，村里办有私塾，高家最初的几位进士均曾借光叼惠，在此受业就读，高家显盛后，专门辟出村北关帝庙作为本族学堂，高薪聘请有学问、有德行的教书先生教书育人，凡高氏学子，只要有志科举，俱可在此免费就读。其三，位于邓州市花洲书院内的“春风堂”，曾系北宋中叶范仲淹知邓期间为政施教的地方，当年范仲淹就是在这里执笔写下了《岳阳楼记》。自范仲淹后的数百年间，花洲书院一直作为中国名人凭吊敬仰的文化圣地，“春风堂”更是书声琅琅，从未断绝，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也被代代名儒耆硕传唱不衰。

高氏后人正是在“春风堂”中接受了教育，并由此走进科场，蟾宫折桂。毫无疑问，高叔祥也浑身散发着浓浓的书香气息，沿着王楼村、关帝庙、“春风堂”的足迹，凭着科场上挥笔而就写下的锦绣文章走向朝堂，走上仕途，最终走向台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