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从咱家乡过

1932年10月，奋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反围剿战斗接连失利，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根据地湖北省的卧尔款地区向西北挺进途经邓县，向川陕进军，进行战略转移。

10月23日清晨，红军主力由新野县新甸铺镇西门，经魏新庄、花桥进入邓县刘集镇的破六周、曾家，之后转战构林、白落堰一带，过回龙大桥，经刁河店一路向西。共穿越邓南刘集、构林、白落、陶营、高集、彭桥6个乡镇20多个村庄，于第二天下午进入九重乡（今淅川县）。

红军路经邓县境时，在敌人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坚持边行军边宣传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一路上，部队广大指战员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在沿路村庄的墙壁上刷写革命标语，如“打土豪、分田地”“雇农不交租”“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等。同时，红军在行军途中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处处体现出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受到劳苦大众的热烈拥护。路过构林白岗村时，一家农民因偏听敌人的欺骗宣传，刚做好的一锅饭没有吃就弃饭而逃了。红军战士就将这锅米饭吃了，把银元放在锅台上。后来这家农民看到后非常感动。有的战士为了充饥，挖了群众地里的红薯，便把银元用纸包好后放入红薯坑内。

红军路过李营时，驻扎在邓县的镇平民团在刁河北岸予以阻击。当时，李营的民团头子李自刚正在向群众催粮逼款，村民得知红军是农民的队伍，纷纷向部队指导员诉说李营民团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种种罪恶。为除暴安民，红军决定消灭这支地方反动武装，遂派一支部队攻打李营寨。经过一整夜的战斗，（除李自刚逃跑外）将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李世铮当场处决，红四方面军打开地主粮仓开仓放粮，把大批的银元、粮食分给穷苦百姓，在邓县影响很大。李营、大周营和白落堰附近的群众欢欣鼓舞，纷纷拿出食物犒劳红军，并自发组织起来给红军带路、抬担架。周围的贫苦青年农民王占河、王占朝、王同银等离开亲人和家乡，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戴焕章支援新四军

戴焕章(1906年—1947年)，邓县白落堰牛营人（现更名邓州市龙堰乡牛营村）。抗战初期，戴焕章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赏识，委任为右路游击司令兼独立支队司令，驻防鄂中京、安、应、随和大洪山边缘地带，监视李先念率领的豫鄂挺进纵队（后改为新四军第五师） 。

党组织为了争取戴焕章部，李先念和豫鄂边区党委领导人陈少敏，曾专门接见戴焕章。在党的统一战线感召下，素来对日寇怀有抗击之心，且一贯痛恨地方豪绅盘剥穷人的戴焕章，崇敬共产党人，很快就同新四军第五师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与陈少敏义结金兰，称陈少敏为“大姐”。当时由于戴焕章所处的位置和身份特殊,给新四军第五师和鄂中抗日根据地都提供了帮助。为了给第五师提供更多的情报,朱明达等3名联络员常驻戴焕章司令部，无论发生什么军事情况，都能及时转达给第五师。后来，戴焕章干脆亲自将一密码本交付第五师使用，使第五师获得了大量的机密情报。有时，遇到一些特殊的紧急情况，驻戴焕章司令部的联络员可以使用戴部的电台和第五师直接联络。

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调集新二军、第二十二军、第二十九军及湖北的保安三、六、九纵队，预谋大举进攻第五师驻地，企图歼灭华中地区我军开辟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鄂中抗日根据地。戴先生得知军事部署及发动进攻的时间后，亲自书写了情报并委派专人速送第五师，使第五师从容对敌，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1945年，戴焕章先后为第五师购买枪2000余支，弹药8500多箱，掩护解救我党地下党一大批骨干。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当局阴谋发动内战，戴焕章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利用和新四军“作战”之机，与李先念、陈少敏密切配合，上演了一场“双簧”，导演所部集体被新四军包围俘虏成为假戏真唱的“经典之作”。新四军第五师一部在鄂北野界山和戴部相遇，一枪未发, 戴部被列入第五师的战斗序列。而在此事发生之前，戴焕章却借口执行其他任务，只带少部分人脱离了部队。此后,他退伍经商，在樊城开设卷烟厂。1947年4月25日（农历三月五日），戴焕章被国民党邓县民团司令丁叔恒派出的5名凶手杀害，年仅41岁。

新中国成立后，原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的同志十分怀念戴焕章。1954 年，李先念去广州视察时，对戴焕章不幸遇难深表惋惜，高度评价戴焕章是中国共产党人危难时期难得的一位忠诚朋友，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永远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所缅怀。

想起当年仁义巷

□张宗成

邓州内城东南隅，曾有一条仁义巷，其来历见于《重修邓县志·佚闻》，每当我看到邻里之间因鸡毛蒜皮之事，争得不可开交时，就会想到仁义巷的故事。

彭始抟任浙江学政时，康熙皇帝南巡杭州，十分赞赏彭始抟的才能和政举，亲笔书写“公明尽职”四字赐予始抟。雍正年间（1723-1735年），始抟思念康熙的知遇之恩，决定在故宅建造“御书楼”，供奉康熙赐字。开工之日，某姓族人硬说“御书楼”侵占了他家一墙，上前阻止，工程搁浅。

彭家人写信告知始抟。始抟看后回信“千里寄书为一墙，让他几尺有何妨？”彭家人根据始抟的意思，重新规划施工。某姓自知理亏，感佩始抟宽宏仁义，亲自上门道歉，并投入帮工。街中父老深为敬慕，共同议定把这条因“御书楼”建筑街巷，命名为“仁义巷”。

这则故事让我想到安徽桐城的六尺巷传说，两则故事异曲同工，都包含仁义待人、谦和礼让精神，值得后世传颂和效仿。

分析仁义巷故事中的冲突双方，阻止施工的一方是彭始抟老家的邻居，另一方则应分为彭始抟老家的人和在京城的彭始抟。从矛盾的解决看，彭始抟本人虽不在冲突现场，但他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其态度决定着矛盾发展的方向。

自古以来，有一种人信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自己的家族谋利益。这种人的行为，与彭始抟相比，简直判若云泥。

张英是康熙朝内阁大学士，胸怀宽广，我们常说“宰相肚里行舟船”。彭始抟一生教书育人，知书达理。他没有听信一面之词，而是问清事情原委，拿出妥善处理意见，不是一味维护自家利益，而是选择退让。他们不计小利，仁义待人，留下了仁义巷和六尺巷这样的千古佳话。

邻里关系是任何人绕不开的。邻里之间有联系就免不了产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分析参与冲突的心理，无非是为利、为名和斗气。想起当年的仁义巷，我为邓州曾经有过大仁大义的彭始抟而自豪。彭始抟在处理邻里矛盾上的做法，为我们后人树立了榜样。其实，故事中的邻居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在彭始抟的公义举动面前，他们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真诚道歉并付诸行动。

我们邓州人有宽厚待人和谐相处的优良传统，真诚希望这一光荣传统能得到继承和发扬，邻里矛盾能心平气和解决，大家和睦相处，共同维护一方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