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昏昏沉沉，梦里在花洲书院与范公对酌，一梦醒来，梦境浮现在眼前：暑假和几位文友又去花洲书院游览，忽见范公正在院内种植桂花树，夫人曹氏在帮忙浇水，我连忙上前叩拜搭话，时值中午，范公打开邓坛酒，诚邀我们几个铁杆范粉开怀畅饮，酒酣耳热之际，范公打开了话匣子，诉说着自己的经历——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即乙丑年癸酉月丁丑日辛丑时，我出生在徐州武宁军节度掌书记的官舍里，属牛的我在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谢氏将父范墉的灵柩运回苏州老家，安葬于范氏祖茔。

　　我四岁那年，母亲谢氏因贫困无依，改嫁于平江府推官山东长山人朱文翰，我随母来到长山朱家，改朱姓，寄人篱下饱尝了世间冷眼，遭到朱氏兄弟的嘲斥。十五岁时我决计离家出走去醴泉寺读书，在寺里我划粥断齑，昼夜苦读。五年未解衣就枕，终于在二十七岁那年中了进士，中第后复范姓，接母亲于广德任上。入仕后的最初十年里，我一直担任着地方小官，三十三岁时监泰州西溪盐仓，在泰州捍海筑堤，为民造福。

　　由于种种原因，我三十五岁才与应天府李昌言之长女结成姻缘，李氏生下了三男二女，我们同甘共苦生活了十三年，可是由于自己生性耿直，又直谏罹祸，再次被逐出京城，此时夫人李氏身心俱疲，带着不舍含恨离世。

　　多病的母亲谢氏也在我三十七岁那年病故，我将母亲安葬在河南伊川的万安山下。我为母亲守孝三年，也许是冥冥之中母亲在暗中护佑，也许是皇上开恩，在我四十岁时又被调往京城，任命为秘阁校理。但是不久又越职言事，被黜之睦州，四十六岁时又调知苏州。在苏州我治理水患，兴建郡学……

　　康定元年正月，西夏突发挑衅，使宋廷措手不及，正当边关告急，已经五十二岁的我和韩琦率兵戍边，长攻近守，抵御了西夏的进攻。也许是这次戍边有功，我再次被召到京城任宰相，我为挽救北宋危机，又提出并推行了重大改革“庆历新政”。

　　此时，五十七岁的我从“庆历新政”中解脱出来，知任邓州。

　　听了范公一席慷慨激昂的历史回忆，我抑制着震撼与仰慕，叩拜范公。可以想象当时的邓州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宋朝官吏养老的圣地。范公一直为国为民劳心劳力，和家人聚少离多，原配夫人李氏过世的第十一个年头，五十八岁的他，在邓州继娶夫人曹氏，喜诞幼子纯粹。当时，长子纯祐、次子纯仁、三子纯礼都在邓州，范公终于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并能亲自教育子嗣，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四个儿子全部学有所成。

　　范公一门父子，“五传”传世，光耀门楣，千古流芳。范公晚年在邓期间，父慈子孝，家庭和睦，他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优秀的人才，还为邓州人民留下了千古佳话。

　　在邓州，他重农桑，兴水利，清积案，惩贪官。公余之外，他命人修湖辟洲植花木，整修“百花洲”，兴建“春风阁”，在城东南隅的巽方建“文昌阁”，创建“春风堂”，邓州文坛大振，名扬天下。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公挥动如椽大笔，伏案“春风堂”，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世人传诵……

　　范公在邓州任职三年多，写完《岳阳楼记》，便离开了邓州，六年后因病在徐州去世，终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