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属羊的，过了春节都六十三岁了。聆听着春的脚步越来越近，儿时过年的记忆仿佛越来越清晰。那除夕的鞭炮声，小伙伴嬉戏的欢笑声仿佛就在耳边，又好像回到了那个永生难忘的岁月。

　　记得小时候，天天数着手指头盼过年，因为过年能吃肉，还能穿新衣服。当时过年的习俗，二十三炕火烧(火烧馍)，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灶鸡，二十八把面发(蒸馍)，二十九去买酒，三十捏鼻(包饺子)，初一躬脊(拜年)。这样的顺口溜到现在还记得。

　　年三十贴对联，在我十一二岁时，文化革命开始，对联的政治味很浓，大多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等等，横批一般都写“毛主席万岁”，灶台上写“小心灯火”，大门口写“出门见喜”，连架子车也被贴上“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红纸条。

　　过年蒸馍，有白馍、黑馍(红薯面馍)、菜包馍、豆包馍，那时小麦少，老人心疼孩子，黑馍都自己吃了。年内蒸的馍，年三十拌的一大盆饺子馅，能吃到正月十五，馍干裂出毛，饺子馅酸了也舍不得扔。当时东西金贵，人不金贵，只要能吃饱就行。过年下油锅炸馍和鱼时，刚炸出来的东西先放到灶台上，听老人讲，这是先敬灶王爷的，下油锅时一般不让儿童在跟前。听我奶奶说，娃们嘴好胡说，一般炸年货需二斤油，有一个小孩说，锅里还有恁些油，结果那年炸年货用了三四斤。现在想起来，应该是老人怕孩子在跟前不安全，而我当时却当真了。

　　过年是要放鞭炮的，记得儿时常常做一些恶作剧，在人们不注意时，冷不防朝人家扔一个摔炮，然后飞快跑开。更有甚者是把纸烟掏空半截后，在里面放一个带捻儿的小鞭炮(现在想想太危险)，然后再重新装上烟丝，那时候没过滤嘴香烟，怕人们吸调头，鞭炮不响，小伙伴们都会先在带鞭炮捻儿的那头，用火柴点燃后，再马上熄灭，然后再把烟扔在地上。这时我们会在暗处观察，当看到有人捡到烟，正吸着“叭”一声爆炸时，大家会在责骂声中开怀大笑。还有小伙伴把捡到带捻儿的大鞭炮插到牛粪上、雪堆里，一响四开花，高兴得手舞足蹈。

　　年初一早上，儿时的我会早早起床放一挂炮，一边放，奶奶一边说“落一堆”，意思说来年有积蓄，年年有余。初一按规矩晚辈要先给老人拜年，儿时的我能收到三五角压岁钱心里美得不得了，因为能到供销社买糖豆吃。初一早上吃过饺子，父母让我在村里挨家挨户去拜年，见面先说“新年好!”还特别嘱咐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过年那几天，街上有卖甘蔗的、卖花戏蛋(用炸的大米和糖稀做得像乒乓球样的食品)的、卖打糖(用糖稀红糖等原料做的，常用锤子敲开一块一块的卖)的、卖糖葫芦的等等。

　　过了年初一，初二就开始走亲戚了。在老家走亲戚也是有讲究的，初二走舅家，初三去姑家，初四到姨家，其他老亲再往后排，我是家中老大，此重任就落到我身上了。小时候，走亲戚是我最不愿干的事，常是家中老人拿着棍子撵我去的。农村亲戚距家大都在十几里范围，要说不远，可那时交通不方便，没有大道走小路，路上有沟有坟头。虽然，当时我已是十二三岁的大小伙，每当路过坟地也都头不敢抬，挖蹦子(邓县话，普通话即奔跑的意思)跑一段才敢往后看一眼。那时候走亲戚拿礼物，一般都是果包子(大都是自家炸的麻叶、麻花用黄粗纸包成包，上面加个红纸条，再用纸绳捆绑下，不过也是个技术活)、糖包子，稍亲的加两瓶水果罐头，二三指宽的大肉礼吊或者羊腿等。老一代兄弟姐妹多，自然亲戚也多，过年都是要走动走动的，听说有人在果包子上做个记号，过完年转一圈又回来了。到了亲戚家要先按称呼像“舅啊姑啊拜个年”，一般给三五角压岁钱(大方地给一元钱)，吃碗饺子，再跑回家任务才算完成。

　　过年忆当年，虽然已过去几十年了，但当年过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