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网讯 （一）

    1977年夏末，一个消息在邓县一高中七七届的同学中不胫而走：“三小”女生――“小不拉子儿”、小侄女、小李萍要下乡当知青了！听到此消息的好多同学说：“长的还没有锄头高，还想当知青哩！下乡了，是她扛锄头，还是锄头扛她。”

    本人李萍，1977年高中毕业，时年正值十六岁花季，但不长个。十六岁了别人只把我看成十三、四岁，被同学们称为“三小”女生。第一小：岁数小。我们这一届学生，是1968年“四集体”时几届归于一届的学生，所以同学中的年龄参差不齐。大的有56年出生的，小的61年出生的，我就是我们这一届年龄最小的，故昵称“小李萍”。第二小：个子小。不知咋回事，小时候不长个，从一年级到高中，我的理想就是不再坐第一排，可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我的理想也没有实现，因此得号“小不点儿”。第三小：辈份小。从一年级到高中毕业，我父亲最小的弟弟――大我七个月的小叔，一直和我一个班，因此，班里的那些调皮捣蛋的男同学，总爱与我小叔称兄道弟，然后对我就直呼小侄女了。别说同学们担心我下乡不行，就连我奶奶对我下乡也坚决反对，吵我父亲说：“这么小，吃饭不知道饥饱，睡瞌睡不知道颠倒，你让她独立生活可咋办？”父母也多次与我商量，让我留城，因为那时有政策，不管你兄弟姐妹几个，只有一个可以留城待业，然后可以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上班。可从小心气颇高的我总想下乡当知青，因为只有当了知青，接受了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才有回城考全民所有制职工的资格，所以，不管家人和同学们如何劝说，人小鬼大的我主意已定，坚决下乡，然后回来考全民工。

    1977年秋季的一天，邓县白落公社知青办主任赵竹林，带着几个知青落户大队的大队干部，赶着马车来接我们来了。当我的行李装上马车，走出家门的一霎那，平时豪言壮语、满不在乎的我，眼泪竟唰涮横流，怎么忍都忍不住，不争气的眼泪啊！十六年来，那是我最伤心的一次哭。是啊！十六年来不曾离开过家，当今天真正离开了，那份不舍，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懂！但从小倔强的我，不愿意让家人看到我的眼泪，头也不回的跟着马车一路哭出了城，来到了我落户的地方――白落公社唐棚大队第八生产队。

    下午四点多，当我来到了生产队给我安置的房子里时，我懵了。这是一间土瓦房，是村里一个单身汉被大队安排到铁路上作义务护路工而留下的一间房。地上高低不平，墙壁黑糊糊的，怎么看怎么像个小庙。那时候农村没有电，到了晚上，听着生产队派来和我作伴大姐的鼾声，伴着昏暗的煤油灯，听着老鼠的吱叫声，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平时不咋下乡，农村人过的这种生活，对我这个城里生、城里长的人来说，确实是一种震撼！想了一夜，既然来了，就要坚持这样的生活。第二天，我去大队卫生所找来一捆旧报纸，先把墙壁糊上，然后又找到村里几个小孩子帮忙把房间地面铲平，又把门前打扫了一番，终于有了家的气氛。后来，我的门口就成了乡邻们的饭场，邻居小孩儿放学后，我的房间就成了他们的聚集地，每天的欢声笑语，甚是热闹。那时，虽然我个子小，但我的劳动热情还是蛮高涨的，摘棉花，村里的大娘、大姐们，还没有我摘的多；掰玉米，她们还没有我掰的快；往地里送土肥，驾不了辕我就出捎，那些大叔大娘们总心疼我小，苦活累活尽量不让我干，但是我总会默默地干一些我力所能及的活。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异常艰苦，人们的基本口粮是以红薯为主，每人每年麦子分配也就是六、七十斤，这些细粮只有逢年过节人们才舍得拿出去吃，平时都是红薯、玉米糁，平时想吃顿面条也是那种黄豆、红薯干磨成的那种“豆搅面”擀成的。我落户的生产队当时对我非常照顾，生产队里有个仓库，队长告诉保管员，除了麦子之外，红薯、红薯干、玉米、黄豆这些粗粮我需要可以直接到仓库拿，从此我就过上了煮红薯，蒸红薯，烧红薯，玉米糁饼，豆搅面条的幸福生活。乃至一年后，一米五几的我，一下子蹿到了一米七，还胖了二、三十斤，同学们见我变成这样，戏称我是红薯吃多了，长了红薯膘?，“小不点儿”变“大冬瓜”了。

    实话说，下乡插队的那天晚上，我曾有过想逃回城的想法，但通过几个月与农民的共同劳动和接触，乡亲们的那份朴实深深的感染了我。论工作、他们最苦，论生活标准、他们最低，可他们从无怨言，每天乐呵呵的战斗在天间地头。

（二）

    最难忘是在我下乡不久后的秋末冬初，一场痢疾把我撂倒了。发烧、肚子疼折磨的我很难受，那时候，交通、通讯都不发达，我睡在床上，思念着父母亲人，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晚饭时，孩子们放学来我这里玩时发现了我的病情，回去告诉了他们的家长。不一会儿，邻居大姐给我买回了止痢疾药，刘婶又给我端来了鸡蛋面疙瘩。在有病的几天里，乡亲们轮换照顾着我。这一顿是唐婶的手擀面，另一顿是大嫂的炒面糊糊，几天里，她们把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东西，送给我这个和她们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确实让我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朴实与善良。

    年底的一天，大队支书唐家焕通知我到大队部，说学校教初中数学的王体兰老师，同时还担着全校的音乐课，现在讲究教学质量了，学校领导想让王老师专教初中数学，这样学校就缺一个音乐老师，考虑到我父母都是戏曲演员，我应该能胜任这份工作，征求我意见，问我想不想到学校去。当时我表态：知青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田间劳动我挣工分，来到学校挣的还是工分。就这样，插队劳动半年后，我又成了一名孩子王。

    1978年春季，我成了白落公社唐棚学校的一名民办教师，负责教一至五年级的音乐和三年级的数学课。每个星期十节音乐课好办，领着学生唱唱歌，识识简谱，可数学是一门主课，教学一定要认真，不能误人子弟。于是我认真备课，去邻校听老教师讲课，每次公社教革组统考，我的教课成绩总是前几名，让那些担心我年轻，贪玩儿，怕我误人子弟者彻底放了心。转眼到了秋天，新学期开学后，学校在我原来担课的基础上，又给我加了个三年级班主任，这样我就更忙了。在与学生们相处期间，我发现了学生们眼神里的那种游离、漂忽与不淡定。于是，我就和我的学生们交朋友，一逢体育课下雨，我就在教室里给孩子们讲古今中外故事，激励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每天下午最后一节是课外活动，我带着我的学生们到操场上作游戏，搞集体活动。这样，一来培养了学生们的集体凝聚力，二来也锻炼了学生们与人接触的能力，三来大大提高了学生对我所教科目的学习热情。就这样，我和我的好多学生成了朋友，以至到了2001年，在我离开学校二十多年后，我的学生刘湘忠（南阳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还在通过邓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杨廷玉局长寻找并拜访我。

    1980年底，通过招工考试，我考入到邓县医药局，成为一名全民工。当我离开我曾经生活了三年的地方――白落公社唐棚村时，好多老乡、好多我的学生来为我送行。再见了！乡亲们！再见了！我的学生们！即便我踏上了工作岗位，开始新的征程，但我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培养和照顾，我会经常回来看望你们的。那一天，我带着对乡亲和我的学生们的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的哭到了家，真正做到了哭着来又哭着走。

    这段知青岁月至今已快四十年了，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我都心存感激。感激那段日子让我知道了什么叫苦，让我知道了中国农民的伟大，了解了他们的朴实与善良，佩服他们干着最累的农活，享受着最低生活待遇的那种无怨无悔精神，洗涤了我这个城市女孩自身的骄与娇，锻炼出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苦难能克服，遇到困难能解决的能力。到了1989年我28岁时，在单位创下了一个最、一个一，即：全公司最年轻的医药批发站站长，四个独立核算批发站唯一的女站长，我感到，我的这些成绩与我当年倍受锻炼的知青生涯是绝对分不开的。

    （李萍，1961年出生，现为邓州市医药公司退休职工）